历史上的“为父报仇”者，有人被表彰有人被处死，为何判决不同？(4)

从陈子昂的文章来看，好像有理有据，徐元庆生得伟大，死得明白。所以，陈子昂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句：“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意思是，我这方法太妙了，应该加在法典里，以后遇到同类案件就这么办。
看起来，“礼法之争”妥善解决了！
可刚过了一百年，柳宗元就把陈子昂驳了个体无完肤，他的文章就叫《驳<复仇议>》，超级名篇，被收入了《古文观止》。

柳宗元的《驳&lt;复仇议&gt;》逻辑严密
陈子昂的理论有个大前提：一、杀人偿命，法律支持；二、孝子必须得报杀父之仇，儒家伦理支持。法、礼两者冲突，这是陈子昂的立论根据。而柳宗元的文章，首先就推翻了陈子昂的大前提。
柳宗元说，徐元庆案的关键是深挖徐元庆杀人原因，如果赵师为是秉公执法，徐父是因犯法被杀，那徐元庆报仇是“仇天子法”，应当严惩；反之，如果是赵师韫为私利杀徐父，则徐元庆的行为符合儒家复仇之义，不仅不该受罚，反而应该得到旌表。
柳宗元的意思是，真相只有一个，徐元庆案应该找出真相，该杀杀，该表彰表彰，不应当和稀泥，让人死得稀里糊涂。
中国历史上处理“为父报仇案”的基本原则
柳宗元虽然在个案上驳到了陈子昂，并让陈子昂的“编之于令，永为国典”八字成为笑谈，但本质上，他却回避了“礼法之争”这个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在一个“非法治时代”，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
所以，唐朝以后，虽然历朝历代都有成文法，但对血亲复仇的问题，基本上都采取了“特殊问题特殊对待”的方式。
主要原则有三个：
第一个原则，明文规定的减轻处罚。
比如《明律》，明文规定子孙复仇不处死，而是减轻处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