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尝试基因太空之旅｜《三体》：“小时代”里的“宏大史诗”(4)

与此同时，更关键的是他还进一步质疑这种合理化的对立面，它通过主体任意地为对象灌注审美意义，进而陷入相应的“非理性”的境地。卢卡奇的“总体性”构想就是试图克服这两个方面，从而与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的情感性修辞和碎片化叙事区分开来。[17]
卢卡奇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体性”构想主要是试图超越韦伯的“现代性”范畴，但如果要为“总体性”构想寻找到一个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那么他走向马克思主义就可谓事所必然。因为就像詹明信描述得那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总体性”提出的“主导符码”（a master code），并不像人们惯常认为的是简单的“经济”或者狭义的“生产”，以及作为局部事态/事件的“阶级斗争”，而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即“生产方式”本身。“生产方式”作为“主导符码”，其意义在于制定了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在阐释学的意义上，形形色色的方法论的具体现象都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会排斥或者抛弃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领域。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各种各样阐释方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结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18]。
当然，从早期卢卡奇的文学研究到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涉及的只是“总体性”的某个方面，由于“总体性”概念本身牵涉面广，内涵十分庞杂，本文并未在完整的意义上采纳“总体性”的理论范畴，仅从上述论述中加以延展，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告别所谓“宏大叙事”的同时，当代文学纷纷拥抱各类“琐碎叙事”，实际上重复了早期卢卡奇批评的“现代性”的“合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恰恰需要的是某种“总体性”的超越；而所谓“当代文学，六分天下”，一方面固然突破了以往“纯文学”独大的局面，给各类不同的“文学”争取到“表达”的空间，似乎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各类文学”都视之为不同的“重写的运作”（a rewriting operation），那么，作为文学描写对象的“社会生活”实际上是按照各类“文学模式”被重新书写过了，各类“文学模式”的“主导符码”对应着破碎的当代生活的某个侧面，封闭了从“整体”上理解生活、把握时代的可能。
因此，对“当代文学”缺乏“思想”的批评，不只是“当代文学”不再提供任何具有“思想含量”的内容——固然在这方面，当代文学确实也贫乏得可以——更要彰显“当代文学”严重缺乏从“整体”上把握时代的自觉追求以及将这种追求转化为“形式”和“文本”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