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物取于自然的古代，动物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有何意义？(4)

2“东川见麟”与元和中兴

宪宗元和年间，祥瑞思想的氛围在朝野上下已经有了很大的衰退，宪宗刚继位时甚至下诏停止一切祥瑞的奏报，以至于祭祀太庙时都显得有些冷清。
《旧唐书》的本纪部分，自从顺宗之后至武宗部分有不记录祥瑞的书写特点，而这段时间正好是《旧唐书》依据实录编写的部分，因此造成《旧唐书》本纪部分关于祥瑞事件的记录前后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既然《旧唐书》的编写者没有像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那样特意削去原始史料中的祥瑞部分，即《肃宗纪》之前依据国史编写的部分，那么顺宗至武宗六帝本纪中不书祥瑞的书写方式应该是承袭自实录，而非《旧唐书》的修撰者所为。
此外，《旧唐书·五行志》记录了许多这一时期的祥瑞，但却不见于本纪，也就是说《旧唐书》的修撰者并没有根据《五行志》的史料补充《本纪》的习惯，因此《宪宗纪》中元和七年记载的这次麒麟祥瑞有很大的可能是来源于实录。

二 动物灾异的处置与政治

王充认为灾异不过是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自发生成的，并不含“谴告”之意。而苗神客则认为既然人与动物都由“气”构成，那么动物的反常行为就预示着“气”的不协，因此人可以修德以使“气和”，实现禳灾的目的。
苗神客的“以德胜妖”说是中古处置动物灾异的主流方式，明载于史籍。但由于每个人的知识背景、政治倾向等主观因素的不同，在面对动物灾异时，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和处置方法，这些特例揭示了中古政治操作的灵活性。而客观政治局势的变化，也会影响人们对灾异现象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