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物取于自然的古代，动物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究竟有何意义？(5)

1灾异的讳饰与皇位继承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有雄雉飞集东宫显德殿。其时原太子李承乾刚刚因意图谋反被废，晋王李治在与魏王李泰的储位竞争中胜出，入主东宫。在经历了这样敏感的政治剧变之后，太宗对祥瑞灾异之事十分警觉，因此问于褚遂良。
《旧唐书》的五行志部分经常征引京房的占辞作为判断祥瑞、灾异的依据，以褚遂良的博闻和长期从事《起居注》修撰的工作经验来看，他不可能不知道“雄雉集于东宫”的含义。此事明显是一次动物灾异，并且由于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颇为敏感，矛头直指新入主东宫的太子李治。甚至太宗本人恐怕也很清楚其中的含义，因此才问计于褚遂良，希望借此舒缓李治的舆论压力。
褚遂良对前太子李承乾的回护，可能是太宗咨询他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李承乾尚在太子之位时，太宗由于在言行上偏爱魏王李泰，一直使李承乾难以自安，这是他最后意图造反的重要原因。

2时局变化与动物灾异的判定

除了政治精英有意识地讳饰动物灾异以实现其政治诉求以外，客观的政治局势会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对于动物灾异的判定。
这种情况以唐代最鼎盛的开、天之际最为明显，人们无意识地把动物异相与祥瑞联系在一起，而后世史家又会以占书为依据，重新建立动物异相与灾异的联系，用一种“后见之明”的方式揭穿其“谬误”。
开元、天宝年间，由于政局的长期稳定，玄宗君臣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从开元、天宝时人将各种动物异相通通视为祥瑞的态度，到安史之乱后回顾。
从前，甚至将祥瑞动物都视为灾异的态度大转变，源于客观环境的变化造成了人们心态的彻底转变，从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自信被时刻提防灾祸重演的疑虑所替代，时局之变化导致的社会心态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动物灾异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