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从中国禅到当代禅修：东亚禅宗的历史形成与思想建构(12)

这种方法可以具体实践于对“即心是佛”“诸恶莫作”和“拈花微笑”等三则“公案”分析上。此三则“公案”既散见于中国禅宗各类文献，同时也是道元在其日文著作《正法眼藏》中专门讨论的话题。我们发现，对于“即心是佛”，道元并未像中国禅师们那样从“心”是不是佛或将“心”究竟是否应该视为“现在心”或“本来心”等思路中去理解，而是结合修行有无的问题来把握，这种突破性阐释刷新了以前带有观念论倾向的“即心是佛”论，确立了以强调修行为特色的道元自身的“即心是佛”论。对于“诸恶莫作”， 道元将“诸恶莫作”分成“诸恶”和“莫作”来解释，将它们看做各具独立意思的词语，强调对一切存在“莫动着”，应该如实地去接受它，此即是“诸恶莫作”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道元对“诸恶莫作”的这种理解，与前述“即心是佛”一样，未拘泥于汉文的原意，完全破坏了该词语的本来意思，其解释颇具新意。
关于“拈花微笑”，道元并未将这里的“花”理解为所谓的“莲花”，而是理解为“优昙花”，这样的理解，在禅宗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举；这种“非莲花现象”反映了道元思想的独特性，也可以视为对中国禅思想的一种批判。因此该文认为，道元对于中国禅学，既有继承，同时也有扬弃与批判，有道元自身的创新与拓展，并非所谓“机械性地移植中国”，亦非所谓“道元独创”，更非所谓“误听”或“误读”。
由此我们需要提及一个事实：二十年前，何燕生教授出版《道元と中国禅思想》，在日本宗教学界产生极大影响，他自己也成为汉语佛学界道元研究“第一人”。然而二十年过去了，何燕生教授还是汉语佛学界道元研究“唯一人”。当我们面对这一事实，会产生某种兼具遗憾和激励的复杂情感吧。
我们认为，讨论东亚禅宗历史和思想的建构，需要学者自身培养开展此类研究的心理准备，乃至素质。古人曾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即就中国禅史研究和撰述而言，也应该在吸收和消化日本与西方学者重要撰述后，有效地参与国际学术圈的核心对话，方能形成具有真正累积效应的中国禅宗史研究，在此之前，我们要切忌产生类似“小屋子里的君主”的学术自赏，或“与复印纸比重量”式的数字性扩增。只有在能力、格局、质量三方面多下功夫，我们才能逐渐迎来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国禅史、东亚禅史书写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