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从中国禅到当代禅修：东亚禅宗的历史形成与思想建构(9)

林佩莹（台湾辅仁大学）
她的讨论以一个尚未为学界广泛重视的文本，即上田閑照编辑的铃木大拙文集《東洋的な見方》为分析对象。该篇论文认为，铃木大拙禅思想经历了四个阶段：对禅宗的新教式的想象、想象塑造出“经验”与“科学”的对立、对所谓普世性的真理的阐释，以及其所谓日本“无神论”传统。进而，“铃木禅”义理架构是奠定在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基础上的，具体表现为“西方/东方”、“理性/智慧”、“上帝/圣人”、“知性/心境”、“真理/不二”、“科学/ 经验”等。这使我们联想到沙夫（Robert Sharf）的一个评价：铃木大拙在其“日本人论”里，他自己先设立一个怪异东方和西方的形象，然后让它们打架——而这两种形象都是非常奇怪的，并非真实的思想。
林佩莹的进一步分析展示出三类群体对铃木大拙禅思想的不同反应，这就是（1）铃木自己及与他同时代或稍后日本学者群体，包括西田几多郎、冈仓觉三、久松真一等人，和（2）铃木思想的支持者，包括中国学者李泽厚、葛兆光，及（3）完全排斥的立场，包括胡适、范文澜及他们的学生辈。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该文试图分析这三类知识群体各自对禅宗的解释，以及此类解释中所表达出的对“中国”的“再现”和“自我再现”模式。也就是说，当不同群体进行自我想象的时候，他们就不自觉地以“想象力”为媒介进行群体的自我定位，就会表达出自己是什么、对方是什么，中国、日本和西方各自又是什么。作者意欲表达出这样的思想：学者们探索的是往往是他们脑中的世界，而非社会宗教事实，并且，知识系谱乃是从文化想象空间出发而建立起来的。在方法论意味上，可以说这篇论文乃是立足于“后铃木大拙时代”，对铃木禅思想进行一次“效应史”的评议。
在其后的回应中，龚隽指出，铃木大拙并非一开始就提出用“禅”来批评西方思想，实际上，铃木一开始从事的是用“大乘佛教”来对抗欧洲十九世纪以来流行的南传上座部佛教，铃木翻译《大乘起信论》和撰写《大乘佛教纲要》的行为都表明了这种旨趣。并且，铃木大拙之后提出了“东方佛教徒”概念，这里的“东方佛教徒”不应该被学者误解为“东亚佛教”，其特定内涵实际上是日本佛教。实际上，在铃木大拙的本位立场一直是日本，在他的东西方论说中，所重视的所谓“东亚的心灵”其实也是指日本禅，尤其是日本临济宗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