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从中国禅到当代禅修：东亚禅宗的历史形成与思想建构(8)

该文的考察点随之转移至宋代禅。作者认为，灯录对＂夜间书写＂的使用，是宋代禅宗运用修辞性的历史书写来塑造自身形像的表现。灯录中“夜间书写”的数量与灯录作者和皇权的关系以及作者所在宗派的势力呈负相关关系：越接近皇权、其宗派越显赫，则书中越少出现“夜间书写”。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禅宗所标榜的“教外别传”的特点本身带有很强的神秘主义色彩和反传统的精神，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将南宗禅与北宗、以及其他佛教区别开来。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反传统的精神确实帮助禅宗独树一帜，吸引到了很多士大夫，但当禅宗愈发接近世俗权力的中心时，它却不可能被统治者接受。
明清之际的“禅学复兴”与日本禅
学界有一种相沿成习，同时也是许多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学者的共同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禅在宋代以后创造力就基本消失了。实际上，自明代中期开始，禅学就慢慢恢复，直至成长为明清之际的“禅学复兴”，并对日本禅的发展产生进一步影响。而如果从佛教与社会、佛教与政治的视角来考察，可以透析出禅宗在此时段发展的许多崭新面相。在老一辈学者里，陈垣先生对此考掘颇深，在海外学界，该时段也成为一些学者（例如吴疆）的研究对象。在最近时期，国内学界基于新文献的发现，对此段禅宗史也做了新探索。
成庆（上海大学，《<天童直说>与密云圆悟、汉月法藏论诤再考》）通过新发现的密云圆悟撰述的《天童直说》，试图厘清汉月法藏与密云圆悟最终师徒反目的经过。密云圆悟作为晚明临济正宗的代表，虽然一方面试图“笼络”汉月法藏的三峰系，但是对于汉月所倡导的教、禅不离的“临济宗旨”则表示极为强烈的反对。《天童直说》中收录了密云在汉月晚年时期的通信，而成庆则指出汉月在崇祯七年写给密云圆悟的信是汉月与密云最终决裂的关键转折，《天童直说》中收录的“后录”呈现了密云与汉月决裂的一些历史细节片段，汉月法藏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捍卫“五家宗旨”立场，不惜与密云圆悟及其所代表的临济宗正统彻底决裂，让三峰一门陷入了非常尴尬的道统困境，也埋下了皇权介入天童、三峰僧诤的远因。从禅学思想史角度而言，汉月揭橥的明代禅宗思想困境问题无法得到延续性的思考与讨论，而清代禅门则继续着“反对文字”与举扬“棒喝”的禅林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禅史学术研究诞生于二十世纪，而当我们从思想史角度，重新返回禅学自身在二十世纪的发展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一百年禅学在东西方的枝叶扶疏的繁兴局面。在“禅学”自身范围内，铃木大拙无疑是个中心人物。铃木向西方传播某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禅哲学，他为激情者所簇拥，激发出“欧美禅”这一“禅”的新类型。凭借西方社会的巨大影响，铃木禅思想又回流到日本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中国，至今犹盛。铃木自身，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拥趸和反对者是如何看待“中国”、“日本”和“西方”，以及这三个区域禅思想的，在此种多重镜像关系里，他们又看到了怎样的“自己”。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他们各自知识社会学立场又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需要开启异常复杂的分析视野。因此，当林佩莹（台湾辅仁大学；Imagination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 through Zen Rationalities: The Case of D. T. Suzuki）报告其近期针对铃木大拙的研究成果时，遂引发了参会学者的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