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全球人口迁移的多样性，造就了众多特大城市的世界性(2)

尽管在贝利奇看来，移民的激增，并不依赖于工业化的最初推动力（因为大部分移民行为发生在蒸汽船盛行之前，但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但随着工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如英国的殖民地（悉尼、新加坡和孟买等），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圣路易斯、芝加哥和纽约，移民的数量也随之成倍地递增。贝利奇的论点还有许多有待考证之处。毕竟，在1870年之前，迁往美国的所有移民中，有半数以上来自不列颠群岛。但随着工业全球化进程的推进，19世纪50年代后，其影响深入到越来越多的社群，人口迁移模式也逐步多样化。

电影《前进天堂》（2002）剧照。
于上述发展中，工业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很大程度上因其影响了大多数社群的社会经济基础。一方面，工业化为人口迁移提供了上升途径与机会，可将其视为“拉动因素”，比如，不断崛起的工业城市，为人们提供了工作，以及一个得以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愉悦”的处所。另一方面，工业化也创造了一系列社会条件，使许多人更殷切地渴望迁移，可将这些条件视为“推动因素”，鼓吹人们离乡背井，启程去摸索一个未知的未来。
发生在手工工人身上的残酷故事周而复始地上演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在19世纪工业中心地带，工业革命都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影响。自工业化伊始，社会结构就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不平等，不仅颠覆了传统手工业者、工人和土地精英的生活，同时也使工业城市中大量工人阶层，不得不面对恶劣的工作、生活条件。不可否认，工业化积累了巨大财富，中产阶级各个腰缠万贯，大众得益于更加实惠的日用品，发明家们也广受好评与赞誉。但是，上述所有的发展都伴随着高昂的代价，并使得许多人陷入举步维艰、穷困潦倒的境地。
工业化推进后，首当其冲的便是技术精湛的工匠及其所属行会，他们的工作被价格低廉的劳工接手，其手艺也由机器替代，因而丧失了劳动和政治价值。于是，众怒难平，他们极力抵制工业发展进程。比如，19世纪初的数十年里，英国中部地区的“卢德派”工匠曾多次毁坏棉花原料、破坏羊毛厂，以此发泄愤怒；19世纪40年代，德国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抗议廉价制造品的涌入，也同样具有破坏性；在印度孟加拉地区，一些工匠砍掉了自己的拇指，以抗议从英国进口廉价产品，后者业已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手工业，即便其技巧是那么炉火纯青；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部分地区的革命甚至是由工匠群体所发起的，他们不满于工业化对其生计和传统价值的影响，因而揭竿而起。工业化进程中，机械化带来的优势与技艺超群的手工工人格格不入，后者很快便发觉机械化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