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全球人口迁移的多样性，造就了众多特大城市的世界性(4)

电影《布鲁克林》（2015）剧照。
此外，这些运动还促进了全球范围内，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勃兴。尽管这些政治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人阶级的苦难，但“撒旦的磨坊”与“资本主义的贪婪”恶名昭彰，许多人仍情愿破釜沉舟，逃离当前的“悲惨世界”，冒着风险进行海外航行，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环境，开始新的生活。
综上所述，工业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在人们决定是否迁移的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现存的宗教、种族、政治观点和阶级的裂痕，在城市化的动态变化中，只会越撕越大。人们纷纷离开故土，去海外寻找新的机会，例如，1840年代，经历过马铃薯大饥荒的爱尔兰人和其他北欧人、见证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人们，很大一部分都踏上了迁移的旅程。自1850年起，平均每年有25万德意志人离开欧洲，前往他们所谓的“新世界”，构建“德国城镇”、商业网络及社区；并且早在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这些德意志人就已经踏出这一步了。在某种意义下，正是这些移民者，塑造了德意志帝国主义，正如英国移民者塑造了英国一样。
此外，1876—1914年，还有多达1400万的意大利人，其中以农夫为主，离开了刚刚统一的意大利，前往西欧和美洲寻求更好的生活，其中22%的人，最终扎根于阿根廷或巴西。其他情况，例如政府政策的变化、涉及宗教和少数民族的行动，也会促使人们离开故土。举例言之，俄国的门诺派教徒长期以来在沙皇俄国都被免除兵役，但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却被强求加入军队。因此，迫于形势，一些人移居加拿大，另一些人则选择了美洲的其他地方。
19世纪全球人口迁移的多样性
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在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期间，人们分别见证了经济繁荣和衰退期。在19世纪的经济萧条时期，鲜少有政府具有社会福利机制或金融工具，来“缓冲”广泛的失业、贫困带来的打击。19世纪后半叶的一系列政治骚动，推动了部分“缓冲”机制的形成。但在1815—191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更常出现的场景是，工人不堪饥寒交迫，纷纷离开故乡，远至帝国殖民地，开辟新生活。例如，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长期萧条困境期，发生了几次大型的欧洲人口外迁。这短短20年间，因价格暴跌、种植农业向放牧业的转型，英国的粮食产量下降了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