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全球人口迁移的多样性，造就了众多特大城市的世界性(3)

但机器改进、工厂扩建的进程仍不断推进，技巧生疏（或不那么熟练）的产业工人数量激增，新兴工业中产阶级的财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发生在手工工人身上的残酷故事，也在周而复始地上演。
人们可能会认为，产业工人必定会从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中受益匪浅，但恰恰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作工业化的受害者。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其中写道，工人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全世界。”书中大肆批判原始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大都市中无产阶级（工业工人阶级）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尽管如此，由于工业经济提供的工作数量与日俱增，其整体重要性突飞猛进，大量农业劳动者依旧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务工，寻求财运。因此，这些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但生活于其中的大多数无产阶级，光景十分惨淡，内外交困。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年）、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1855年），以及维克多·
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1862年），均对无产阶级惨淡无望的生活进行了深刻地描述。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样一副图景：1850年，英国产业工人超过英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部分人居住在工业城市，而工业城市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约为36岁，与之相比，中产阶级的平均寿命约为50岁。这种寿命的差异，源于巨大的贫富差距。英国的中产阶级，在全球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受益颇多，因而负担得起更好的食物、住宿和医疗保健。而工业工人阶级，做着开采燃料和制造商品的工作，是工业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螺丝钉”，却生活于凄风苦雨之下、供给短缺的贫民窟之中。他们的世界，家徒四壁，唯有贫穷。
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列举了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说明了二者的巨大差异。例如，他指出，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军官学员，家境优渥，相比于就读皇家海军协会下属慈善学校的工人阶级男孩，二者虽年岁相仿，前者的平均身高却比后者高出整整9英寸（约23厘米）。此外，婴儿的死亡率也同样能够体现贫富差距。1900年，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婴儿，其存活率高达96%，而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婴儿仅有67%。在法国和德国许多大城市收集到的统计数据也与此相仿，特别是在工业城市，其中的贫民窟拥挤不堪、通风不良，肺结核和霍乱引发的后果更为致命。这些不平等的现象，也并非湮没无闻。19世纪社会动荡，多次发生革命抵抗、劳工动乱、罢工和抗议，而这些不平等的现象，为这些抗争活动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