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全球人口迁移的多样性，造就了众多特大城市的世界性(7)

上述所有的全球性人口迁移，无一不展现了人类移居行为对当地环境的深远影响。无论人们走到哪里，其文化、世界观和社会期望都如影随形。在新的定居地，他们按照既往熟悉的模式和结构，建造住宅、社区设施、村庄、郊区，甚至整个城镇。他们重塑新环境，使其贴近“家”的感觉，并以“家”为范例为事物命名。以英语世界为例，其地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伦敦、巴黎、柏林、巴登、惠灵顿、韦尔斯利、新汉堡、新敦提、汉密尔顿、纳尔逊、约克、滑铁卢、斯特拉特福德、泰晤士，以及其他数百个城市名称、战役原址和名人的名字，现于千里之外的大陆、岛屿、山峰和水道上。正是19世纪全球人口迁移的多样性，造就了众多特大城市的世界性。
全球人口迁移推动了19世纪工业帝国的扩张
19世纪，工业帝国和一众外国移民的到来，使原住民的土地被掠夺，后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非洲大部分地区、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南亚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原住民来说，大量水手、士兵、商人，甚至传教士，来到自己家乡的港口、河流和沿海地区，尚能曲意迁就。但是，当一船又一船的移民远道而来，企图在你的地盘重建“自己的家”，并相应地对环境进行重塑，则须另当别论了。不仅如此，当地经济因移民的到来，向种植园和采掘业转型，原住民的社会结构还须适应经济转型，以及外国殖民者强加的治理模式。鉴于上述转变速度之快，影响之大，也难怪许多人“自下而上”地发动抵抗活动，竭力抵制工业化、帝国权力的扩张。其抵抗形式十分多样，并揭露了一个事实：在许多人眼里，19世纪的工业全球化进程以及工业帝国的扩张，往往是来者不善、居心叵测。
与日俱增的全球人口迁移，推动了19世纪工业帝国的扩张，以及詹姆斯·贝利奇口中“盎格鲁世界爆炸式的扩张”。我们若将19世纪工业帝国所持领土，进行类型区分，则对于该方面的研究大有裨益。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有形帝国（formal empires）通常由三种类型的殖民地组成，可以根据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种类，对每种殖民地进行划分。
例如，驻领殖民地（settler colony）的移民大部分来自欧洲大城市，且或多或少都希望在当地永久居留。相比之下，经济生产殖民地（economic production colony）则不太会吸引大量从大城市迁出的人口，尽管仍有数不胜数的非本地工人接踵而至。这些殖民地坐拥大型种植园、矿场、贸易港口，或捕鲸船队中心，通常由军队、海军部队，以及少数下派的文职官僚进行管治。与之相似，战略殖民地（strategic outpost），如港口和沿海属地等，因其战略性质——满足帝国海军、商船、商业网络和电报站的需要，通常也不会有大量的殖民者。但毋庸置疑，对于有形帝国的类型区分，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