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更好的世界：康德和黑格尔能为现代人做些什么？(3)

《康德的遗产与哥白尼式革命》作者：（法）朱尔·维耶曼译者：安靖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11月
面对持自然决定论的教条主义者（dogmatists），伍德认为，不可能用某种颠扑不破的论证来说服他们，因为那样的论证所蕴含的必然性的力量恰恰会窒息使人体认到自身自由的先决条件，即可能性的空间。对自由的体认从来都不只是理论理性层面的操作，而是基于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自由标示着人的一种成就（achievement）——更确切地说，人本身就是一种成就，是自由使人“成人”。
在其它几章中，伍德进一步发展了有关人的绝对自由的学说。第一章（道德价值、功绩和出于义务而行动）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价值”特指在没有自然倾向（inclination，如欲望、利益、已成习惯的美德等）使我们行动时，我们仅仅出于义务而行动所展现的价值。它并非无条件地“高于”其余一切价值，但它是独特的——只有在自然倾向缺席的情境下，才最能体现出道德的力量，而后者从根本上就来自行动的绝对自由。
类似地，第二章（康德论实践理性）将绝对律令式的道德理性置于美德伦理学所说的审慎理性（prudential reason）之上，其理由并不在于我们在两者冲突的一切情形下都应听从道德理性，而在于审慎理性的价值无法“自证”。对于一个因种种机缘而未能培养起高尚德性的人，美德伦理学无法给出他（她）应当去做正确之事的好的理由。换言之，美德之完满状态（perfection）的缺席，竟能使人既自绝于道德评判、又自绝于道德改善的希望，而这终究来源于美德伦理学在道德层面对自然禀赋的过分依赖和对人的“自我开端”的能动性的轻视。
第六章（将后果论置于身后）批判了后果论单纯从行为的外在后果出发来评估行为之价值的思考方式：欲望、行为、后果构成了因果链条上彼此外在的自然事件，后果论借此跳过了自由的人在实际行动中的理性判断，而期望代之以一种事先计算好、计算好了就只需盲从的合理性。
他人的召唤与使我成“人”
人类个体的自由，对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仍是不够的。本文迄今为止考察的绝对自由，从属于一个抽象的“自我”，即费希特所说的“先验自我”（transcendental ego）。尽管每个人类个体身上都体现出这个先验自我的特性，却没有哪个人仅仅是先验自我。人们各自生活的历史情境，在他们之间引入了不可胜数的差异。于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还需要自由的个体能够将彼此把握为自由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