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更好的世界：康德和黑格尔能为现代人做些什么？(6)

在第四章（道德的政治家）中，伍德进一步将法权原则落实到公共的政治生活中。在第十一章（马克思论平等）中，他从人的无限差异出发，论证了法权原则不能化约为平等原则。在第十二章（强制、操纵、剥削）中，他具体分析了几种使人的行为不再服务于他们自己设定的目的的方式，并批判了它们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化身。
谦卑、知耻与希望
至此，我们考察了伍德在本书中如何论证个体的绝对自由、作为个体自由之前提条件的他人、保障自由之外在环境的法权原则。这三点似乎已经构成了一种“自由的体系”。然而，在我看来，为一切的论证提供了原动力、为体系提供了最初和最终的统一性、乃至使得自由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的，却并非上述三原则之一，而是第四条：人的本质的有限性。虽然本书没有任何一章集中讨论有限性，有限性的主题却贯穿了伍德为自由所作的辩护，并且每每在这种辩护中扮演“支点”。例如：
我们的自然倾向的不完美、以及我们通常对它们的倚赖，构成了人的缺陷。而恰恰是这种缺陷才使道德成为必要；出于义务行动也才构成了一种独属于人的高尚。
2.正因为人的理性是复数性的、多元的，“一言堂”式的计算理性才是有局限的，我们也才需要通过“尊严”这样的不可比（incomparable）的价值来限制它。
3.正因为理论理性需要在时间之中达成对事态的领会、需要在这种领会中确定（determine）那尚未定（indeterminate）却可确定（determinable）者，它才必定涉及在未定的选项之间“犹疑不决”的环节，因而才以自由的实践理性为前提，逃脱了上帝式的“永恒”知识所意味着的那种必然性。
4.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同样是“尚未定而可确定”的。只有如此，我们对社会之改善的参与、对一个更好的时代的希望，才不会显得像是一个命运已有定数的族群的幻觉。

《黑格尔》作者：（美）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弗雷德里克·拜泽尔 译者：王志宏 、姜佑福版本：华夏出版社 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