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媒体、好莱坞、华尔街都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2)

以希伯来而论，作为犹太人布鲁姆从小在严格遵循旧约的犹太教家庭长大，对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了然于胸。他发现了马克斯韦伯的困惑——韦伯虽然是无神论者，但宁愿相信加尔文和类似的思想缔造者是真诚的，他们代表着最高层次的心理类型，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和行动，他们懂得如何承担责任，他们拥有内在的坚定信念和担当。与韦伯一样，布鲁姆高度评价加尔文在现代文明史上的地位：像加尔文这样的人是价值的创造者，所以他也是历史中行动的楷模。他未能展开对美国清教徒传统的梳理和分析，但他对宗教的态度与无神论的知识菁英截然不同：为了建立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弱化宗教，反倒应当强化宗教。一切与价值选择相关的事情都是源于宗教。人们无需探究别的东西，因为基督教是我们的历史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在放逐宗教和神学的现代大学中，此言论堪称惊世骇俗。
布鲁姆丝毫不掩饰美国正面临着一场生死攸关的文化战争，否定西方的严峻挑战，不是来自于西方之外，而是来自于西方的心脏地带。美国遭受了太多攻击、诽谤和污蔑，尤其是美国制度的受益者恬不知耻地以美国的敌人自我标榜。布鲁姆看到，文化相对主义成功地摧毁了西方的普世主张或知识帝国主义的主张。他像唐吉诃德一样挺身应战：西方的特色就是它需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辩护，它需要发现自然，它需要哲学和科学。这是它的文化天命。剥夺了它，西方社会就会崩溃。他更真诚而坚定地为美国及其代表的价值辩护：美国这个国家是追求符合自然的美好生活所取得的登峰造极的成就。它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治结构，是因为它运用自然权利的理性原则去塑造一个民族，从而把一己之善与至善统一起来。

必须去除美国精神中被德国思想玷污的部分
布鲁姆认为，美国精神的危机来自于德国思想的腐蚀。有趣的是，他对德国思想的批判，受到两位德语世界的流亡者——列奥施特劳斯和沃格林——的启发，似乎唯有亲身体验过纳粹恐怖统治的人，方能深深领悟德国思想的症结。
所谓德国思想，就是从尼采到马克思，再到海德格尔、施密特的无神论、唯物主义、极权主义。这些有毒的思想渗入美国，让正统的美国精神——以两希文明为源头，再到英国的大宪章、洛克和伯克——发生了严重偏差。今天美国的自由派或民主党人，皆由此衍生而来。列奥施特劳斯总结说：一个战场上被打败的国家，虽然作为政治形态被消灭了，然而却通过将其思想之绳套在征服者的身上，从而抢夺了胜利的最辉煌战果。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若华盛顿变成柏林将会怎样？真是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