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索鲁在中国大地：1980年代的中国人如何看待金钱与快乐？(3)

《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美]保罗·索鲁 著 陈媛媛 译后浪·九州出版社 2020-12对于中国彼时的消费水平，保罗·索鲁也打听得相当清楚。和大同机车厂的工资依据级别区分一样，宾馆的住宿也有内外标准的不同， 在北京，他住宿的酒店每晚160元，这是专门招待外国人的酒店，当时的中国旅馆一晚上只要3块钱，“一般来说，外国人总要比中国人多付三四倍的钱。”北京的澡堂是最便宜的消费之一，每人只收6毛钱，还提供一块肥皂、一条浴巾和一个床位，可以待上一整天。在通往广州的列车上，他与一位姓赵的青年男子闲聊，男子抱怨女友吃饭点了肉和鱼，花费20块，这是他一个礼拜的工资，之后他不仅没饭吃了，还心疼到失眠。在桂林，索鲁自己也“被迫”吃了一顿由娃娃鱼、麂子等组成的违禁大餐，账单是200元。记录下这笔高昂的开销，他再一次进行了类比：
200元这相当于这些年轻人4个月的收入，足够老外买一张桂林到北京的机票，两辆中国最好的飞鸽牌豪华自行车加起来也不过是这个价钱。
保罗·索鲁持续地进行换算，将中国人的工资、消费换算成人们愿意购买的物件，换算因此也是他观察中国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最为直观地显示人们为了某件事愿意付出多高的代价。——与何伟写到人们为了生育和工作的意愿支付罚款一样，索鲁笔下的罚款与意愿也有“等价交换”的意味。在云南边陲的火车上，他碰到一个背着小孩的年轻妇女，她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又超生了一个儿子，超生罚款的数额是1000元，“这些人真是穷得难以想象，”索鲁记录道，“他们满脸皱纹，衣衫褴褛，手上的皮肤都已开裂，头上的帽子皱皱巴巴，脚上的拖鞋破烂不堪，”而她为二胎而付出的罚款相当于大多数城镇职工一整年的工资。
除了观察记录，保罗·索鲁对中国人金钱观和消费意愿的书写，还有中国作家的文本作为支撑。他援引王蒙的小说《高原的风》，故事讲述了新中国消费意识兴起下的家庭生活，教师老赵改变了他在六七十年代的简朴生活作风，不仅买了新房，还添置了彩电冰箱，觉得生活堪称完美，而他的儿子还想要录像机、门铃、摩托车和橡皮船。索鲁写道，摩托车、橡皮船似乎是他能想到的最奇怪的购物清单之一，但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物质的渴望。
对物质的迷恋和狂热，反过来又与素来宣扬的艰苦朴素形成了反差，这种反差不仅在商业气息浓郁的广东体现在可以谐音为“一切向钱看”的标语上，在当时“缺乏繁荣气息”的西北大地，他也观察到商业机遇正前所未有地刺激着普通人，他想，“这个社会向来崇尚简朴，但简朴的人却可能最容易变得纵情享乐。”换言之，从他当时观察的情况来看，缺乏与贪婪往往是一体两面。崇尚俭朴的信仰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看到，这个社会不再迷恋修修补补。“修补”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隐喻，人们相信不仅物件可以修补，工人的手指脚趾遭受轧断后也可以缝合——这是他在报纸上看到的，“同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时代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毛泽东时代那种对修补的狂热已经开始消退，因贫穷而感到自豪的思想如今被认为过于陈腐，邓小平的拥护者们喜欢崭新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