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索鲁在中国大地：1980年代的中国人如何看待金钱与快乐？(4)

” 年轻人的理想也随之发生改变，他在中山大学遇到的年轻大学生立志经商赚大钱，最好是经营外贸生意，不再引用“为人民服务”的标语了。
精神面貌：最快乐的是翠湖边上唱《梁祝》的人
保罗·索鲁喜欢观察人，在乘坐欧亚列车前往中国的过程中，他就已经周游列国并观察着各地人们的精神面貌。在柏林，他看到人们在肉摊前流连，喜欢“浏览”而不是购买，人们盯着食物垂涎欲滴而继续往前走，场面非常“色情”；在华沙，他看到人们虽然受着贫穷饥饿的折磨，但仍然保持着尊严而且友好谦恭。在中国走南闯北之后，他发现最幸福的人们是在昆明翠湖公园唱《梁祝》的群众，“即便是最瘦削的老先生和最年迈的老太太，他们的动作表情也都非常生动，而且他们都很爱开玩笑。我在中国见过的所有人当中，他们是最快乐的。”
在他看来，与昆明翠湖边唱戏的人相比，整个中国的人都没有那么快乐。首先，他们也没有那么令人满意，索鲁不只一次在书中抱怨中国人讲话大声，喜欢随地吐痰（他对中国人吐痰声音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与吐痰相比，清嗓子才是更要命的）、盯着人看，把厕所弄得乱七八糟，同时也注意到这些人的羞涩、懦弱、谦卑与天真。在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观察分析他的中方陪同方先生，将他当作中国普通人的精神样本。方先生大概是书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他被派来跟随索鲁，是麻烦、不信任与不自由的象征。但他跟随索鲁也是出于工作需要而并非自愿，他是俄语专业人员，英文单词根本不认识几个，在无法与索鲁交流的时刻，他并不吝惜对索鲁微笑，那内容复杂的笑容反而让他更加低落。
“他像许多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性格保守、相信宿命，明明感到难过还要故作坚强。……他们忘记了自己曾发明过机械钟，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一百年都发生了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欧洲和日本侵略、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还有大跃进和所有其他政治运动。有谁会感到好过呢？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痛苦，才没什么人显示出对未来的信心。”
虽然用词刻薄，保罗·索鲁对方先生的观察并不是缺少同情的，他关心1980年代中国人复杂笑容背后的真实心境，并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原因，这一点在他与知识分子的交谈中最为明显。在上海，他与一位复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交谈，这位学者曾在1930年代留学英国，也曾在1966—1972年间入狱三年。他看到潘教授有着所有进过监狱的人都有的特征，狱中艰苦孤独的生活并没有削弱他们，相反，他们变得更加直言不讳甚至不以为然。潘教授在席间说，“中国人只对两件事感兴趣，那就是金钱和权力，因为美国在这两方面比谁都强，所有中国人愿意和美国做朋友，”索鲁记录道，说这话时，潘教授有着深深的犬儒主义感，那是一种凄凉的绝望（with the ultimate cynicism, a bleak despair）。这种凄凉的绝望感有时也笼罩于他与他人的交谈中，比如在上海，他还访问了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谢希德，他们有一段关于文革期间师生关系的回忆——在开往呼和浩特和兰州的324次列车上，女大学生向他分享了她的梦，梦中爸爸以不同的方式杀死了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