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索鲁在中国大地：1980年代的中国人如何看待金钱与快乐？(5)

他也看到了中国人对一些事物的迷恋以及迷恋本身的矛盾和荒谬，虽然有时候这些观察难免包含某种文化误解和偏见。他在呼和浩特逛鸟市，发现号称对鸟痴迷的人会将鸟限制在金丝笼子里，或者吃掉它们。他写道，这并不是迷恋鸟，他们渴望鸟儿，却并不会对鸟有感情。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乌鲁木齐，他看到市场里人们交易着野生动物，相信它们的皮毛、内脏、生殖器具有治疗养生的功用，索鲁认为，中国之所以对动物缺少感情，是因为自己也居住在逼仄的环境之中。“中国人自己都常住在逼仄而不舒适的环境里，所以几乎不能指望他们对于生活条件差不多的鸟类报以怜悯之心。事实上，中国人生老病死的方式，与他们的动物极为相似。”

Riding the Iron Rooster Paul Theroux Ivy Books 1989
最为苛刻的指责发生在《开往广州的快车》一章，他遇到的一位国际友人指责道，当下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共同奋斗”的理想，自由市场体制刚刚设立几年，人们着急地抓着能够抓到的机遇，奉行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再友善、不再礼貌，陷入精神空洞与破产（spiritually hollow and bankrupt）之中。这段对国人“精神空洞”的批评是索鲁直接引用他人言语，并不是他自己的观点，然而类似指责在书中还有多处隐晦表达。一个目的地可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当地人对此却没有感觉无话可说。在新疆古城高昌，保罗·索鲁试图寻找能解读古城历史的人，却心愿落空，当地人对高昌的了解不会比他更多。
何伟的书写继承了这种“有今天没明天、一切向前看”的观察，在《寻路中国》中，何伟追问为何人们的生计几经变化（从何伟熟悉的魏家身上，他看到这些从“安利”推销到旅游业的转折通常是草率的）并解释道，就一代人而言，中国经济的土壤就像鄂尔多斯的土壤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先做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