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的两面性》：美国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及嬗变(7)

美国定居主义“自由”双重性因而获得了最根本的宪政制度保障。也因此，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领土扩张不再是‘天定命运’的杰作，而是一场……‘巨大的土地抢夺’，利用联邦军队强行迁移印第安人部落是利用‘国家’权力为白人定居者腾出兴建棉花种植园的空间”【51】。而美国南方的繁荣则一直是“以三四百万人处于奴役状态为基础的”【52】。结果，正如《经济学人》在1865年所描述的那样：“如果我们要采纳完全自由的原则，那么很明显深肤色种族必须以某种方式自愿服从白人。”【53】
但是，由于美国内战结束后“自由民成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的希望是短暂的”【54】，因此19世纪末的美国“内部人”身份成了一个充满争议的议题。随着工厂生产制开始主导工业化、资本逐步集中于少数实力雄厚的企业手中，进军太平洋的计划似乎更能强化经济精英的利益，而非促进定居者的平等和个体产权；结果到19世纪末，“把对内部的自由与对外部的帝国特权连接起来的纽带，已受到了严重损害”【55】。在将他们的民意基础诉诸“人民”的杰克逊民主党崛起的同时，农场主联盟组织（the Farmers Alliance）运动——这一运动参与人数超过200万，涉及42个州和地区，并最终瓦解了美国定居者社会——关注的根本问题是，要为新的公民身份伦理基础打下什么样的根基。为此，自称为民粹主义者的改革家们提出的设想是一个新的工业社会，一个人在其中没有等级制度和对大众控制的社会。
而恰恰是这些人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已“稳步变成保护族裔上的内部人的推动力”，因此并不奇怪的是，“许多被动员起来的南方白人，很容易转变为定居者至上论者”。【56】
由此可见，美国定居者社会虽然在19世纪末开始瓦解，但定居主义作为一种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不仅没有被抛弃，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结果，集体制度偏离了定居者社会中所蕴含的解放性承诺；美利坚帝国以及美利坚帝国的持续扩张和控制，已变成了自我延续的方式。
第三阶段，定居主义与美国在世界上的扩张。随着19世纪末美国大陆拓疆活动的结束，美国定居者社会因而走向解体；与此同时，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登上舞台，定居主义转而成为美国全球扩张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说，美国定居主义国内政治中的“内部人”与“外部人”区隔，开始运用到美国的对外扩张政策之中。
美国定居者社会因而走向解体的一个标志，是早先关于（白种）外国人选举权法律的逐步取消，以至于此前已进入美国即能够获得政治参与权的白种外国人，开始被当作“外部人”而非定居者殖民事业的共同参与者。到1917年，随着领土扩张的前提不复存在，美国公众愈加将所有新移民——无论其族裔背景如何——都看作经济竞争对手。当然，如果从移民限制而非政治参与角度看，美国国会1924年通过的《民族始籍法》（the National Origins Act），实质上针对的是有色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