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的两面性》：美国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及嬗变(8)

但即便采取了上述对移民的限制政策，当时美国的基本困境却是工薪阶层如何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出现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陆拓疆活动的结束，“从根本上使得领土扩张与提供内部共和主义自由之间的帝国连接断裂了”，由此导致“团体中的完全成员身份失去了其伦理基础”。【57】在此前，工作和直接政治参与曾为定居者主义背景下的自由公民身份提供了伦理基础；面对新的困境，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转而求助于美国定居主义的“另一个前提——帝国方案——来寻求解决之道”【58】。两种不同的种族主义论调对这一主张做出了回应，像密歇根大学的J.尼尔·斯蒂尔（J. Neal Steere）教授这样的反帝国扩张论者认为，就像美国原住民和被解放的奴隶这样的外部人群体一样，因帝国扩张而导致的英裔美国人定居者社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种族混杂”，使得非白人外来群体固有的劣势“对美国社会的种族凝聚力和内部民主构成了永久的挑战”；
而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这样的帝国扩张者则明确表示，“殖民主义只是实现和平、自由世界的一种手段”【59】。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加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反帝国扩张者的支持者迫切要求美国从侵略性的全球立场全面后撤。美国新一代的帝国扩张论者因而要等到新政时期了。按照富兰克林·D.罗斯福新政拥护者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的观点：“美国应该使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国内外成为社会政策的一般基础。”【60】结果，在这样一个时代，“定居者帝国必须让位于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和国内安全的迫切需求”【61】。因为“美国本身已成了支配性的全球存在，从而主张要求国际警察权，并寻求稳定、经济财富和永久的和平”【62】。撰写于195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呼应了阿诺德的“人道主义的帝国主义”理想，并排他性地将苏联归为“外部人”异类；认为除了寻求制衡苏联这一目标之外，“我们应努力通过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方式带来秩序和正义”【63】。
由此可知，美国定居主义中的全球性扩张主义，归根结底，乃是美国定居主义“自由”双重性在对外政策中的延伸。
美国定居主义“自由”双重性的“复归”
“复归”事实上并不意味着美国定居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曾经缺位。在当代，美国定居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复归”，集中体现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两场运动之中：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21世纪初的民粹主义运动。在这两场运动中，坚持把“外部人”——包括美国国境之内的移民——当作工具来实现美国国家“财富和支配权”的这些目标，现已“日益呈现为诸如此类的内部安全问题，以及对美国地位进行无限的保护”【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