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警察的一二三四(2)

1963年，亚利桑那州失业青年恩纳斯托.米兰达因被指控强奸、绑架妇女被警方逮捕，两小时后认罪，但庭审时律师认为警方在审讯时未明确告知米兰达有权保持沉默，有逼供嫌疑，违反宪法第五、第六修正案“不得强迫公民自证其罪”原则，连续提起上诉。1966年最高法院通过被称为“米兰达警告”的又一项“沃伦裁决”，认为定罪不成立，并规定警方在逮捕和审讯嫌犯前必须及时、有效宣布三项警告（有权保持沉默；所有供词将成为呈堂证供；受审时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否则证词无效。尽管最终警方通过其它途径，让米兰达获得比原先更重的判决，但“米兰达警告”却就此成为范例。
1963年10月31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警方在一家商店橱窗前看见泰瑞等3人形迹可疑，便上前盘查搜查，发现3人携带了枪支，遂将3人拘捕，3人的律师以“搜查和滞留不合法”为由，援引第四修正案提起上诉，1968年6月“沃伦裁决”表示，警察搜查是无理由的，但非法携带隐藏枪支的指控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当时警察是在“搜拍”（Frisk）而非搜查(Search)，同样，对3人的强制措施是“滞留”（Stop）而非逮捕(Arrest)，所以同样是合理合法的。
认为“警察有很大权力”者提出的大量相反裁决案例，个中奥妙正如上述最后一个“沃伦裁决”中的名堂，涉及一个名词叫警察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
所谓“自由裁量权”，即警方在认为“必须且必要”时，可自主决定其在执行具体法律时，将采取何种程度的行为，可自主选择执行或不执行何种法律。
这一“自由裁量权”最初出现在1909年（所谓密歇根州“戈旺诉史密斯案例”）。上世纪50年代末，联邦法院在一系列上诉案裁决中，公开使用了“自由裁量权”作为支持警方诉讼的依据。
那么，在宪法修正案和“自由裁量权”之间如何平衡？
美国是海洋法系，属于案例法，按照已有案例，警方如果能证明，自己使用致命性武器或强制性手段是必须的、必要的，不这样做可能产生对公共安全的更大威胁，则“自由裁量权”占上风；倘被证明并非如此，而是“过当反应”，警方使用致命性武器和强制性手段本身，构成对他人人身安全、自由的最大威胁，则“自由裁量权”难以获得支持。
60-70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高潮期，针对“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又让支持“自由裁量权”的声音占了上风，这种声音在“9.11”后更加响亮，警方警察援引“自由裁量权”，以“有理由怀疑”为由实施强制手段，甚至开枪，并成功洗脱责任。但随着人们对个人自由、隐私的关心再度超越对恐怖分子的恐惧，针对“自由裁量权”的质疑声，近几年来再度高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