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江淮直臣乔莱与下河之争(3)

“寻擢[左春坊左]中允，纂修《三朝典训》。旋升侍讲，五月再迁[侍读]，俱出特简。于是馆阁代言之文多君起草。”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乔莱即由编修屡得迁擢而升至侍读，其升迁之速在与其同时的诸同僚中实属罕见。然而就在他政治前途一片光明、“驳殁向用”之际，朝中发生了关于淮扬河工问题的大争论，这一事件对乔莱影响之重大，竞迅速导致了其仕宦生涯的终结。
乔莱兄弟五人，依长幼次序为迈、英、莱、薇、荩，长兄乔迈早逝于其父之前。娶妻丘氏，封宜人。有子四人：长崇烈，康熙丁卯举人；次崇让，贡生，卒；崇修，字介夫，贡生，以学行闻，雍正元年受世宗召见，授铜陵县教谕；幼崇禧。女五人，分别嫁户科给事中刘国黻、温江知县邱璋、任宸、朱经、黄之钧。
二、争议河工
康熙二十四年，朝中发生的对于乔莱的政治前途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河工大争议起源于旷日持久、危害严重的淮扬水患。而淮扬水患之根源在于：清代漕运，“沿明旧制，自淮人河，以达会通。河既失故道，从安东人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滥，由洪泽湖以南诸河下注。”淮扬一带濒临运河诸州县，原皆筑有捍水之堤，但运河水位过高将危及堤身安全，一旦冲决泛滥，京师百万官民兵丁所赖以生存的南粮北运将因之阻断，故河臣为确保漕运安全无虞，乃于河堤上开掘多处减水坝泄水东流，于是“淮扬州县七，荡析离居，穑事俱废”。此时有御史奏请浚海口以泄积水，俾七州县灾民得复生理。康熙帝览奏后派专人前往勘察，结论是可行，遂出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董其役。而时任河督的靳辅却疏称海口高于内地五尺，疏海口则引潮内侵，更足为患，力主束水注海，其策略日：筑堤束水，抬高水位，于邵伯镇南、高邮州城外各置一闸，泄洪泽、盱眙、天长之水，俾人堤；
自车逻镇筑横堤一道抵高邮州，再自州城东筑大堤二，历兴化、白驹场至海口，束所泄之水人海。由于于、靳二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康熙帝遂命廷臣公议。
此事表面上是淮扬河工之争议，实则背后牵涉到当时朝中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矛盾重重。首先，身为河督的靳辅之所以力主束水注海之议，就其内心本意来说也并非是完全出于工程本身利弊考虑。据时人潘耒云：“河臣冀董其役，而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非河臣意，乃别创一议为疏上之”。实际上，“于成龙所议是一旧说，乃照明朝河臣潘季驯《河防一览》之法；靳辅所议是一创建之策”。由长远观之，两种方案虽均可成功，但相比较而言，于成龙策工简易成，收效较快；而靳辅策工程浩大，需银近三百万两，人力、物力无算，可谓劳民伤财，而且未考虑到当地水乡地卑土湿的自然地理条件，工程之艰巨性固不待言，即工成之后亦有诸多隐患。尤其在当时那种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之下，工程实施中各级官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势所难免，若从靳辅之议，对民间的扰害程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