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江淮直臣乔莱与下河之争(5)

河臣议开大河，筑长堤，堤高河宽，势必坏垅亩，毁村落，掘坟墓，惨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议先筑围埂，用车踏去埂内之水，取土筑堤，不知淮扬地卑，原无干土，况积潦已久，一旦取土积水中，投诸深渊，工安得成？成亦易坏，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间庐舍多矣，伏秋风雨骤至，势必溃。即当未溃之时，潴水屋庐之上，岂能安枕？不可行三。至于七州县之田，向没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岂能倒流入河？不能人河即不能归海，淹没之田何由复出？不可行四。议上，“河臣见之语塞。君复至会议所，具论其得失，声情激烈，闻者感动，虽力主河臣[议]者不能难一语。……于是河臣议遂寝。”乔莱的胸襟与气魄同时也令朝中高官大僚们肃然起敬：吏部尚书李之芳揖之日：“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户部尚书梁清标叹日：“江淮之间可谓有人！
”
朝廷关于兴修淮扬河工的重大决策因乔莱挺身而出、据实直陈而得以趋利避害、谨慎施行，但乔莱却也因此而触犯权贵，深遭忌恨。是年十二月初四，距廷议河工事尚不到半个月，吏部具题拟以乔莱升补庶子一缺，当康熙帝询问乔莱之为人如何时，内阁诸臣王熙、吴正治、宋德宜、徐乾学等人均闪烁其词，不置可否，甚至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孙在丰也以“并未闻其有劣迹”这样的含糊之语奏对，个中缘由，不言而喻。结果是孙在丰遭到康熙帝的严旨斥责：“伊乃一院之长，当是日是，非日非，不宜似此模棱启奏。”但乔莱也因此失去了这次升补机会。
二十五年八月，康熙帝以翰林官中有“学向荒疏、好干外事”者，命传问掌院学士库勒纳、张英，乔莱被库纠举为“妄行”。虽然张英为其辩称“乔莱能文，勤于办事，未闻有妄行处”，但康熙帝仍然认为“库勒纳所举为当，张英乃一好人，但不能统辖翰林。……乔莱妄行，故张英畏惧之耳。”又问汉大学士意见如何，王熙、吴正治、宋德宜三人在大半年前康熙帝欲以乔莱升补庶子 一员缺时还均称对其为人如何“不甚深知”、“不能悉知”，此时却异口同声地奏称“乔莱好事”。而曾任翰林官的葛思泰所奏“乔莱文字颇优，但多管事务。据伊本衙门学士举其妄行，似乎相符”更是语近滑稽，耐人寻味。结果，乔莱受到交部察议的处分，随后被革去日讲起居注官，此时距河工之争尚未一年。次年，乔莱南归故里，结束了二十年的官场生涯。
当河工争议初起之时，正值乔莱以文才见知于圣祖、擢用方新之际。当时的官场风气，“其于士习委靡、持禄养交、容容默默者固不足言，即号称贤者，平居类能小廉曲谨，至国家大利害、大是非，则逡巡瞻顾、不敢措一词，有言责者尚然，他官益复以言为戒。盖忠谠直谅之风不行于世久矣”。乔莱时任翰林院侍渎，既非河臣，亦非言官，完全可以循“自昔词林号清班，不涉吏事，居职者养望待迁而已”之故事而置身事外，他之所以慷慨陈词、“树大敌而不畏，犯众难而不辞”者，如其所言：“若循私畏祸，不以实情奏对，上负皇上、下负苍生，清议所不容、乡评所共弃矣”，表明了他内心为国为民的高度责任感，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正因为如此，乔莱赢得了当时士林“消大患于未形，身虽废而言则行，德被生民甚厚，视夫碌碌致公卿而传无可书之事者光荣多矣”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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