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江淮直臣乔莱与下河之争(4)

所以，靳辅之议与其说是河工新策，不如说是其施展的一个政治斗争手腕。
而且，靳辅所主并非仅其一人之议，他的背后又有着很复杂的深层政治背景：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止称“河臣议实执政主之”，语焉不详；而在御史郭绣劾明珠、余国柱疏中则将此事的内幕清楚地披露了出来：“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护。当下河初议开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词。及上另欲委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必当上旨，而成龙官止臬司，可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议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始一力阻挠，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明珠时以大学士主持内阁政务，乃政府首脑，余国柱也是一显赫权臣，所以靳辅之议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朝中势焰方炽的明珠集团的利益。正因为有此背景，故当康熙帝命公议此事时，“廷臣多右河臣者”、“多是河臣言”。
当此形势险恶、群臣缄默之时，乔莱虽身为词臣，却深以国计民生为念，决定挺身而出，直陈是非。康熙帝命以此事传问淮扬七州县藉之现任京官者，靳辅闻讯，“使其客以厚利昭君，君笑不应。”当时在京的淮扬士大夫群集乔莱府邸会商此事，乔莱当众慷慨陈词；“以朝廷言之，请帑至三百万，国用绌矣！题官至三百员，铨政乱矣！派夫至数十万，民力殚矣！以七州县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日筑堤，日派夫；既成之害日卖田，曰决河。……今日之事，当以死争之，功名不足顾，身家不足惜矣。”十一月二十一日，乔莱人值日讲起居注，遂直言陈奏河工利弊：“若依于成龙之议，工也易成，百姓有利无害。若依靳辅之议，工也难成，伤损民田、民房、坟墓甚多。且堤高一丈六尺，束水一丈，水不由地中行，比民间房檐还高，伏秋之时，一旦溃决，百万生灵俱为鱼鳖，如何行得？
”康熙帝疑其夹杂私心，遂问：“此事毋得有私，开河地方有尔庄地否？”乔莱坦然奏对：“臣宝应县人，开河地方在高邮、兴化、盐城、泰州，并不伤损宝应田地。只是这工原不是朝廷万不可已之工，原是皇上圣恩救百姓的。皇上行此救民之事，靳辅建此害民之议，此断断不可行者。”康熙帝闻其言深以为是，顾大学士等日：“看来两人虽皆可成功，毕竟于成龙之议便民。其实这工原不是万不可已之工，原是朕救百姓的，若有害于民，如何行得？”言毕，又问：“江北之人与尔意见相同否？”乔莱慨然奏日：“俱与臣相同，臣等明日有公议进呈皇上。皇上如此轸念淮扬之人，臣等本地之人，若徇私畏祸，不以实情奏对，上负皇上，下负苍生，清议所不容，乡评所共弃矣。”康熙帝于是决定：“于成龙所请钱粮不多，又不害百姓，且著他做，做得成固好，即不成再议未迟。”次日，乔莱领衔进呈《束水注海四不可议》，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