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雷维奇：卢旺达人没有选择(3)

毫无疑问，物质收益和生活空间的许诺的确打动了一些凶手。但为什么像孟加拉国（Bangladesh）或其他许多以穷困和拥挤知名的地方都没有发生种族灭绝呢？人口过剩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几星期内数十万民众会同意去谋杀近一百万他们的邻居。这是没法解释清楚的，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前殖民地时期的不平等；狂热的专横政策和等级分明的中央集权体制；含米特神话和比利时人统治下激进的两极化；开始于1959年胡图族革命的杀戮和驱逐；80年代晚期的经济崩溃；哈比亚利马纳拒绝让图西族难民回国；多党制的困境；“卢旺达爱国阵线”的袭击；战争；胡图力量的极端主义；宣传；大屠杀的演习；大规模的武器进口；通过权力的分享和整合所达成的和平对哈比亚利马纳的寡头政权所造成的威胁；极度的贫困、无知、迷信；恐惧、顺从、局促不安的农民（他们大多酗酒）；
外部世界的无动于衷；把这些原料结合起来，你就得到了一份种族灭绝文化的优良配方，你可以很容易地说只需等待它发生。但大量的杀戮都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在那之后，这个世界对任何选择去思考它的人来说都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了。卢旺达人没有选择。这是我对他们最感兴趣的一点：不是那些死者，（对那一百万你并不了解的受害者又能说什么呢？）而是那些不得不在逝者们缺席的情况下活下去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卢旺达有着悠久的记忆和习俗，但以往的破裂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我驾车穿过的这个国家实际上已完全不是过去的样子。乡村生活的场景在我看来是永恒的，而留给司机约瑟夫的印象却是空洞的，但这两种看法都不对。我在种族灭绝发生后的几年里访问过的卢旺达就是一个处于中间过渡状态的世界。
我在前文说过，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让别人把你讲的故事当成他们的现实的能力上，哪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你不得不杀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这种原始意义上，任何地方的权力都一样，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所要创造的现实的性质：它是否更多是基于事实而非谎言，也就是说，它是否被滥用于其臣民之身？答案往往反映了权力的运作基础有多广泛或多狭隘。它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还是分散在许多互相制约的不同中心之间？它的主体仅仅是臣民，还是包括公民？原则上，基础狭隘的权力更容易被滥用，而有更广泛基础的权力则需要一个更真实的故事居于其核心，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保护其臣民免受权力滥用之苦。这一著名法则被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其公式中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