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隙中的人：我们能从李沧东的小说中看到怎样一个韩国？(2)

普通人的悲惨世界
李沧东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小人物，他们被放置到某一特定时空，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和体验者本身，也是目睹时代变局却充满无力感的渺小刻痕。《火与灰》的背景是1986年5月在仁川召开的修宪大会。修宪运动呼吁实现反美与直选，被视为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步骤，但参与其中的学生与工人受到警察追捕、政府打击以及美国介入的情况下，运动不可避免陷入僵局。
我们从《火与灰》中可以看到李沧东半自传的意味：在写作这部作品的前一年，李沧东不幸丧子，文学创作也遭到了困难，他借主人公“我”之口自嘲道：“走上文坛后的四年里，我像呕吐一般勉强写出了几个短篇。”
“我”的好友在说辞中肯定宗教意义，因为人类生来懦弱，甘于沉沦却期待苦难能换得救赎。但在“我”的所见所感中，关于生命的质询走向“没有出路的出路”——“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正在上升”。这或许也可以视作李沧东身为创作者的某种誓言：四处碰壁后的无望不假，无望中的愤怒与反抗也为真，“燃烧”之前的探问与质询亦值得书写。

电影《燃烧》剧照
在小说末尾，“我”自汉江悼子归来，于回程出租车上听闻许多消息，猝不及防地被诸如工人被捕、油价下跌、左翼暴乱等现实冲击，却又无法逃离对个人命运的苦苦思索，两厢碰撞之下，跌入一种无从抒发的痛苦。在车驶过的高架桥桥墩之间，我看到有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没有坠落，而是穿透了死亡，正在上升”。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然曾提到，《火与灰》的结尾与《燃烧》主旨秉承了同样一种被逼到绝境的愤怒，但能够以“燃烧”方式宣泄的愤怒又意味着希望。
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认为，人成为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但人也常常在被赋予的境况之外创造出自己的处境。绝境中的不得已出路，是只能燃烧自己，玉石俱焚。这固然令人产生虫蛾扑火般的喟叹，却也构成了一种无声而极端的抗议，这种抗议源于以鲜活的个体生命叛离或断绝与一切不公和压迫的关联。在李沧东的小说里，克制的语言与凿实的悲惨之间没有距离，线性的叙事仿佛笔直走向了“燃烧”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