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更大的世界相遇

在湖北湖南交界的村落，我的阅读一如长江中游梅雨季节的阳光，稀薄而珍贵。在我生长的村落，读书并不是人生的必经之途。在村小课堂嘹亮地叫喊完课本里的诗文，少数人进入祖辈农耕生活的轮回；更多人则离开故土，去沿海地带谋生。小学毕业30多人，上初中5人。他们中绝大多数进入各种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伴随着他们春节时返乡过年，“读书无用论”继续在农村广泛传播。
然而，总有一些人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比如我的父亲。他固执地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只有初中水平的他喜欢让我朗读课文，请村里会书法的老者给我开笔临书，这些偶一为之的稀缺行为成为我少年时代精神成长的重要节点。
在历史人物风骨里识天地之大
当时书籍毕竟是稀缺品，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一本“掐头去尾”的《三国演义》。夏日午后，阳光焦灼地烤着红色土地，热气蒸腾，窗外草丛茂盛，蜻蜓的飞翔、知了的鸣叫，把世界点缀得生机勃勃。然而，这一切于我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蒋干中计、草船借箭、巧借东风、火烧连营……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紧紧抓住了我，让我能够把心灵展开，穿越时空，想象自己成为历史的一员，在故乡的小河边列阵排兵，指点江山。
最初的阅读经验会对之后的阅读兴味产生莫大的影响。《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将》《薛仁贵征东》等散落在村里老者手中的历史演义类小说，让我对历史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大学时代在北京师范大学听韩兆琦先生的《史记》讲座，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其十卷本的《史记笺证》中，在司马迁疏荡雄奇的文风中感受三千年岁月的厚重和绵延。
阅读《汉书》，则是另一种著史风格，文字质朴沉静，别有风味。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说：“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由此，在文学阅读之外，我开始阅读许倬云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万古江河》、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张宏杰的《饥饿的盛世》《倒退的帝国》、马勇的“晚清四书”。我尤其对梁启超、谭嗣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夏晓虹的《阅读梁启超》、解玺璋的《梁启超传》等，写作者莫不怀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读者在深切感受历史兴亡变化的同时，不由对风云激荡时刻杰出人物的德与行击节赞赏，而杰出人物胸中激荡的家国情怀总让人热血沸腾，而这可能就是中华绵延、斯文不坠的重要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