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中国史研究》2010年03期，常建华
内容提要: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乡约作为中国社会与文化中重要的思想与制度，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周礼》，北宋陕西蓝田《吕氏乡约》是最早的制度性方案，同时也是自发性的自治组织，南宋朱熹增损《吕氏乡约》后影响更大。明太祖时期乡约纳入官方体系，要求宣讲太祖“圣谕六言”，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政府不断推行，王阳明等著名学者也是重要的提倡者。至清代进一步普及乡约制度，康熙时宣讲“上谕十六条”，雍正时宣讲“圣谕广训”，官办色彩更浓。明清是乡约制度普及的时期，由于乡约深入民间，成为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明清社会史值得探讨的问题。
朱鸿林教授对20世纪明清乡约研究状况进行了很好的评述。他认为:“乡约研究当以了解个别乡约形成及其施行的时地人事情状为主，而已有的研究数量，还未足以对乡约之历史性质、功能与成效作出概括判断……个别乡约的发掘和地区性乡约的综合研究，仍是使乡约终能趋于综论概述地步的必要途径。”①我也赞同这一看法，以往关于乡约的研究比较缺乏对于地区性乡约的深入认识，就山西乡约而言，专门性的讨论，也只有朱鸿林的一篇②。他对正德六年(1511)至嘉靖十九年(1540)行于山西潞州、解州、运城和河南许州四个地方的官办和非官办乡约研究，从文集和方志的资料重构了这些乡约的缘起和内容，并且互证了它们的存在和效果。这些乡约有一个特殊的人事因素:它们都和当时的著名儒臣陕西高陵人吕柟有关。此外，学者们注意到吕坤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至二十三年(1595)巡抚山西，制定结合乡约与保甲的《乡甲约》以善风俗、防奸盗。
乡约研究的重要开创者杨开道探讨了《乡甲约》的乡治理论，认为其实施范围相当有限①。日本学者佐口规矩雄也有所探讨②。从以上研究来看，明代山西是实践乡约的重要省份，无论是官办乡约、还是非官办乡约都有一定的开展。清代山西乡约尚无专门研究，不过段自成利用地方志对于北方乡约的研究，包括了山西③;杜正贞讨论山西泽州村社的著作④，涉及到乡约，使用的资料是碑刻。我们需要继续扩大资料范围，寻找更多的事例了解乡约的实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