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樵评《希区柯克传》｜天才导演为何“希”郎才尽？

《希区柯克传》，[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孙微纳译，孙长江校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1月出版，336页，74.00元进入暮年的导演巨匠，往往会拍出一些让人一言难尽的电影：质量不差，却毫无影响——技法上平庸，精神上保守，似乎永远想要突破以前的自己，却总铩羽而归。有时拼贴、拉锯出一部另类的作品，特殊是足够特殊，但却显得过于激烈乃至失焦。与大师导演巅峰期那种才华恣意汪洋、挥霍不尽的杰作相比，他们的晚期作品似乎很难形成阿多诺或萨义德意义上的那种“晚期风格”（late style），相反却陷入了一种希冀寻求自我突破，但却沦为自我重复的死循环中。比如，黑泽明在已然显得有些许“晚期风格”的《梦》（1990）之后，只有让人挠头的《八月狂想曲》和《袅袅夕阳情》；费里尼在《阿玛柯德》（Amarcord，1973）之后，就徒剩亚平宁式的狂欢，却鲜有中前期作品中的悲悯；
亨利-乔治·克鲁佐（Henri-Georges Clouzot）在《恶魔》（Les diaboliques，1955）之后，就锋利不在……
有时，这种“衰落”甚至会在巅峰期后迅速到来。拍完《地下》（Underground，1995）和《生命是个奇迹》（Life Is a Miracle，2004）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a）在做演员的道路上都比做导演要成功。声望稍逊的比利·奥古斯特（Bille August）、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ndorff）享尽荣誉后，却因种种原因变得平庸；拍完了《教父I & II》（1972，1974）和《现代启示录》（1979）的科波拉经历了整个八十年代不温不火的创作期，最终在炒冷饭的《教父III》（1990）和矫饰主义的吸血鬼大片《惊情四百年》（1992）之后，安心地经营葡萄园去了——今年恰逢《教父》公映五十周年，科波拉又借杂志访谈说起了他正在“自费”拍摄《大都会》（Megalopolis）项目——其间唏嘘，让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