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系好安全带，权利革命是一条颠簸之旅(2)

权利不只是枯燥的、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术语。因为权利代表我们为最珍视的价值—尊严、平等、尊重—赋予法律意义的努力，所以它们已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心灵之中。权利不只是法律的工具，它们表达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道德认同。当我们看到正义得到伸张，比如一个被不公正地关押的人获得自由，或者一个长期受到压迫的人挺起身躯声张她的权利，我们的内心深处会有一种情感升腾而起—那是想要生活在一个公正世界的渴望。权利也许过于精准、拘泥于法律条文、枯燥无味，但它们是人类表达这一渴望最主要的手段。
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一渴望是全球性的现象。关于权利的话语在加拿大势不可当的原因之一，是不论我们将目光投向哪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为他们的权利而战斗。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发表以来，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是一部殖民地民族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史，有色人种和女性这样的少数群体争取完全公民权的斗争史，以及原住民民族争取自治的斗争史。其中一些斗争已经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我记得那一小群抗议者经过阿拉巴马州塞尔马埃德蒙·佩特斯大桥的电视画面，他们正前往蒙哥马利，为美国南部的黑人要求投票权。我记得纽约上州阿提卡监狱的那些人发动起义，抗议狱中恶劣的生活条件。州警和国民警卫队武力接管监狱，造成43名囚犯死亡。在最后的攻击前，一名囚犯说：
“在遭受长期折磨之后，我们下定决心，如果不能像人一样活着，那么我们做好了准备，要像人一样死去。”从这些例子中，我知道人类将某些东西看得比自己的生存更为重要，而权利，就是他们最经常用来表达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的语言。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在欧洲的斗争也帮助加拿大人认识到，权利革命是真正全球性的革命。波兰杰出的船厂电气工人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领导的团结工会运动，创建了中东欧的第一个自由工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以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为代表的作家和剧作家们领导的“77宪章”运动，为东欧人民争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最后，还有帮助苏联犹太人的运动，而加拿大犹太人社群的成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清楚地记得，在我1990年从乌克兰的基辅到维也纳的旅途之中，同行的是一火车前往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他们惶恐不安，迷惘困惑，整晚不眠地问我关于以色列的问题，而这个国家我只去过一次。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什么地方，但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离开，离开一片连最卑微的自由对他们都遥不可及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