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系好安全带，权利革命是一条颠簸之旅(5)

如果双方都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暴力和冲突的概率就会降低。
加拿大最高法院近期对脱离问题给出的判决，现在成了任何面临分离主张的国家的样板，被全世界所引用。它包含两个关于权利的关键理念。第一，权利经常发生冲突，例如，魁北克的自决权与加拿大的领土完整权相冲突。第二，面对这些冲突，权利话语的目的是为和平的裁决提供便利（通过准确地划定冲突各方的利害关系，从而防止冲突演变成暴力）。权利不仅有助于使争端精确化，从而变得更加可处理，也有助于让每一方认识到，对方也拥有他们自己的权利。换而言之，尽量界定清楚脱离联邦的权利，目的不在于让脱离变得更容易，而是避免陷入内战噩梦。如果说我们成功地避免了这一噩梦，那不是因为加拿大人特别走运或者特别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的权利文化确实发挥了作用。
从我们内部的角度来看，加拿大的政治常常像是惊险地躲过灾难的悬疑剧：差一点就成功的脱离公投；在最后一刻破碎的宪改方案；白人和原住民之间为了土地（和龙虾）差点拳脚相向的对峙——有时确实打起来了。从外部来看——这是我采取的视角，因为我在祖国之外生活和工作——加拿大一直在富于创造性地寻找各种办法，以期能让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大国生存下来，甚至走向繁荣昌盛。
加拿大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除了向世界出口其他东西，我们也输出我们的权利话语。来自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法学教授约翰·汉弗莱帮助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汉弗莱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是致力于创建福利国家的社会重建联盟（League for Social Reconstruction）的创始人之一。尽管《世界人权宣言》极为抽象，但它确实是迎着1945年“二战”胜利的曙光，将加拿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推向世界的一种尝试。作为社会权利议程，宣言的许多条，包括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和带薪假期等，对于第三世界国家也许不是特别现实，但它们显然包含了一种加拿大式的社会尊严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