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礼庭｜系好安全带，权利革命是一条颠簸之旅(4)

很少有国家的权利之旅能比加拿大的更加颠簸。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半永久的政治危机之中。尽管联合国的研究把加拿大排在最吸引人的居住地排名前列，但在与政治文化相关的生存焦虑排名中，我们也居于前列。从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的“平静革命”，到更晚近的原住民复兴运动，将这两者纳入我们政治机体的努力，为加拿大联邦的合法性带来了问题。
如果把问题只留给加拿大的精英们，他们更愿意独自应对这场危机。但加拿大的政治叙事之所以如此有趣，在于女性组织、原住民团体和普通公民艰难地杀出了一条路，来到谈判桌前，从而既扩展了宪法变革的进程，也扩大了战果。加拿大抛弃了由政府和第一部长们主宰的宪制辩论，迈向了主要由公民、利益团体和各民族推动加以更新的宪法体系。宪法的变革也许开始于特鲁多总理以个体权利的平等来巩固加拿大统一的渴望，但到这个进程结束的时候，加拿大人认定个体权利是不够的，保障集体的语言权利，以及保护女性平等、多元文化传承和原住民的土地主张都在抗争下写入了1982年通过、成为法律的《权利与自由宪章》。
其结果是，加拿大形成了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权利文化之一。首先，在关于堕胎、死刑和同性恋者权利这样的道德问题上，我们的法律非常自由化、世俗化，支持个人选择。因此，相比美国，它们与欧洲人的标准更为接近，更加类似。尽管我们与南边的邻居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共享同样的公共媒体，但对于权利问题我们有自己的思维习惯。其次，在享受福利和公共援助权利的问题上，我们的文化属于社会民主主义。加拿大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公民有获得免费医疗的权利，也有享受失业保险和公共养老金的权利，这和我们南边邻居的不同是显著的。关于我们权利文化的第三个突出特征，当然是我们特别强调群体的权利。这首先表现在魁北克的《法语宪章》（《101法案》），其次呈现于给予原住民群体土地和资源的条约协定之中。除新西兰外，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对群体权利的理念给予如此程度的认可。
加拿大权利文化的第四个突出特征，在于我们是极少数将分裂我们联邦的条款和条件真实书写下来的国家之一，近期的最高法院判决和联邦立法均是重要体现。从两次关于国家未来的公民投票中幸存之后，加拿大人有理由担心，我们可能逃不过第三次。所以英语群体和法语群体都力求列明：各民族群体在何种条件下有权脱离联邦，关于脱离联邦的公民投票应当如何设计从而保证授权清晰明确，还有那些脱离联邦的群体和留在联邦内的群体之间应当如何进行协商。从局外来看，这种寻找脱离问题“明晰性”的努力可能既疯狂又危险。讨论这个问题，难道不是会令它更有可能发生吗？加拿大人赌的，是明晰性让分裂更不可能发生——这是不是一种怪异的天才想法？这种想法与直觉相悖，但并不傻：如果所有人都知道规则，那么就不会有意料之外的危机。单方面脱离被法律排除在外。要分离，双方必须协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