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x张笑宇x吴国盛：技术带给社会的以及被技术遗忘的

自进入现代以来，人类对技术一直抱有矛盾的看法——一方面，我们相信新技术将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又害怕技术“失控”，让人类成为了技术的奴隶。从百年前的《弗兰肯斯坦》到最近热映的《哥斯拉大战金刚》，人类在文艺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技“失控”后所诞生的怪兽形象，以表达人们对技术这把双刃剑的恐惧。
这种恐惧不是凭空产生的，自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了现代性所制造的“怪兽”，这个问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且不说人类对核弹的恐惧，“3·11大地震”所引发的福岛核泄漏，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随着克隆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何为人类、何为自然等伦理问题摆上台面，人们不得不面对生物技术对传统伦理的冲击。互联网技术让人们的交流变得方便，但是社交媒体所制造的“信息回音壁”也使得社会极化。我们该如何避免技术所带来的坏处？我们该如何才能让技术为人类的福祉更好的服务？
为此，我们首先要了解技术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才能理解技术发展的未来。张笑宇的新书《技术与文明》书写了他对技术发展的观察。近二百年来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在技术范畴中有哪些重要的革新力量？我们将怎样在文明的逻辑与这些力量自身的逻辑之间寻求平衡点？
4月9日19:00，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邀请《技术与文明》作者张笑宇，与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在建投书局对谈“技术与启蒙：现代社会如何诞生”。
嘉宾 | 吴国盛、刘瑜、张笑宇
整理 | 徐悦东
“技术和启蒙其实是一回事”
张笑宇：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做技术史研究。由此，我可以接触到古代人的日常生活。我对古代普通农民一年能产多少粮食的问题特别感兴趣。很多历史书里都没有记载这个数字。经济史专家宁可在一篇论文里讲：西汉农民一家大概能拥有14亩左右的土地。如果土地条件比较好，他们家的收成上限大概是2900多斤。但是，如果土地条件不太好，他们家的收成下限是1450斤左右。
按照当时人们所消耗的粮食量来计算——一个家庭里，两个劳动力平均养五个人，每个劳动力要养2.5个人——2.5个人要吃1200斤粮食。假如一家人的粮食收成是1450斤粮食，他们会吃掉1200斤，剩下250斤，再加上一些损耗，最后大概能剩下100多斤余粮。西汉初年有一种税率叫“十五税一”。如果土地条件不够好，农民在交完税后，一点余粮基本上都没有了。如果再碰上水灾、旱灾，这些农民就没有饭吃，他们的生活就没有活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