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孵化器的“罪与罚”——孵化器企业涉嫌刑事犯罪辩护要点(4)

而问题的症结点就在于，诈骗行为的实施者、犯意（犯罪意图)的提供者、主犯不构成犯罪或者被不起诉的情况下，作为帮助犯的“孵化器”企业是否应当被定罪处罚？
我国刑法25条到29条，对共同犯罪人分类采取混合分类，其中，主犯、从犯胁从犯是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大小为标准划分的，而教唆犯则是按照分工分类法划分的共同犯罪人之一。而不论分类方式如何，对于在犯罪过程中，直接实施所有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称为主犯、实行犯，而其中对特定构成要件提供帮助的，被定性为从犯、帮助犯。而在骗领补贴款项的过程中，显然，大学生创业者才是真正的主犯，而“孵化器”企业只是作为帮助者，实施了申请补贴的行为。
从当下刑法学界以及司法实务主流观点，在共犯领域追究帮助犯的责任，一般采用“从属性”进行判断，即，帮助犯是否具有违法性，取决于主犯的违法程度是否达到刑法应当制裁的程度。换言之，若主犯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自然，从犯的行为，也不应当构成犯罪。当然，理论上在“从属性”的范围内还区分了“极端从属性”、“相对从属性”等，本文实践性较强，对于理论上的区分，暂时放在一边不谈，更多的是对当下司法实践中，所适用的基本规则进行解读。
原则上讲，帮助行为不可能独立产生实害结果或者具体危险，对于犯罪而言，帮助犯只能依附于主犯、实行犯进行处罚。例如，甲应邀而帮助乙去杀害丙。甲负责尾随丙的行踪并告知乙，乙根据甲提供的信息埋伏和着手杀人。乙亲自实施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当属正犯无疑。至于甲仅仅实施尾随和通风报信的帮助行为，因而一般会被认定为帮助犯。但是，甲的行为本身并非完全没有任何的社会危害性，之所以对甲进行处罚，也仅仅是因为其帮助行为，促进了乙故意杀人的犯罪结果的发生。
因此，在本文开篇所讲述的案例也是同样的道理，学生本身作为诈骗犯罪的主犯、实行犯，帮助学生申请补贴的行为，必然应当定性为帮助行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单纯从个案看，学生本身涉嫌诈骗，因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视为犯罪的情况下，作为具有帮助性质的“孵化器”企业，在违法性依附于主犯的前提下，也同样不应当视为犯罪。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