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影响(7)

虽然是个人的倡导者，而且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明显更乐观，但本杰明的哲学观点却是一种凄凉的现实主义。据称，本杰明不断追捕，在逃离纳粹政权时自杀，他对此非常挑剔。永远不会离开欧洲，本杰明顽固地拒绝逃亡导致他的死亡，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对生活的黯淡前景表示赞同。虽然他有办法这样做，但本杰明在他生命的尽头仍然留在欧洲大陆，而不是跟随在美国避难的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脚步。遗憾的是贡布里希和本杰明的差别最大，因为欧洲美学家是他们的终结; 贡布里希在战争期间一直留在英国，就像生活到92岁的德国广播监控一样。然而，本杰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了他们所认为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中新媒体的明显力量”和“将领导者的意志强加于被动和专制的群众”的操纵潜力。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悲观主义超越了本杰明可能已经渗透的任何黯淡的前景，反对本杰明对大众媒体的强烈支持同样恶劣，有利于社会。与本杰明不同，他们认为，“不仅在法西斯国家，而且在美国这样的民主政体中，以及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等极权主义或专制社会主义”中，存在着固定个人的倾向。

本杰明在主观性方面最显着地偏离了霍克海默的观点。他摒弃了“拒绝推论主体性在批判过程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不愿将理想主义的哲学包袱纳入对真理的形而上学结构的探索中，正如他从很早就说服的那样，在现象本身中客观存在并客观地发现“ 。像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一样，本杰明的观念明显背离了新康德现象学和先验基于哲学。本杰明“不愿将沉思的主体性视为真理批判性发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他与同行共享的哲学偏好”，他们“参与了对马克思，尼采和韦伯的批判性接受” 。潘斯基指出：
“...主观投机过程中潜在的无穷无尽可能接近于接受能力，即历史经验的弥赛亚时刻可以在批判性思维的媒介中表现出来。主观性是批判性救赎行为发生的媒介，也是沉思的范畴，并带来深渊无穷无尽的下降到投机的内心深处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