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影响(8)

像本杰明和阿多诺一样，恩斯特·贡布里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美学家。贡布里希在他的文章“艺术与宣传”中声称，快速记录艺术天生的负面潜力，现代时代的“邪恶技术逐渐将人类转变为精神机器人”，使艺术和宣传分享“至少一个共同点”边疆“ 。对艺术审美诉求的利用与宣传相吻合; 为了使公众能够成功地接受艺术和宣传，贡布里希认为必须传达一种形式或形式的轰动效应。在艺术必须打破界限和由想象力的优先性设定的规范的地方，宣传必须打破由公认逻辑的优先权设定的界限。贡布里希明确地说，“过去的美学可以说是修辞”，是艺术和宣传相遇的领域。贡布里希认为“通过眼睛进行说服，图像宣传，在理论上远未达到类似的等级，但在实践中，其可能性一直被利用”。
美国的TFS知识体验
“根据1933年成立的各种国家和国际援助委员会编制的拯救德国知识分子的信息，当年约有1200名学者在德国失业。这个数字将在20世纪30年代末增长到大约1,700，在奥地利吞并之后又增加了400名大学教师。如果包括其他各种学术专业人士，医生，律师等，以及从大学中停学的学生，总人数约为7,500人。如果我们添加作家，艺术家和其他自由职业者，我们可以安全地假设 - 不计算家庭成员 - 大约12,000名知识分子失去了工作并被淘汰出德国的社会和文化生活“。
或许比从德国流亡的知识分子的数量更加不祥的是大规模出走的特定领域的学者所表明的。克罗恩指出，1933年4月所谓的“恢复专业公务员法”刚刚过去，“超过16％的大学教师被解雇”。这些“解雇”，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达到了新的高度，最终导致“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教师”被迫离职; 回想起来，“大学教师到1938年底的损失已被评估为39％”。事实上，近80％的德国哲学知识分子是犹太人，并且在两个方面 - 种族和知识分支 - 疏远 - 只能加速纳粹德国内部的异议的有效中和。然而不幸的是，德国犹太人的离开，其信仰不受美国政治支持的支持，占多数。TFS学者包括少数知识分子，他们以前的高调地位被移交给美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第一次经历希特勒愤怒的人从他们的特权地位中受益”; “他在1933年被启动的学者几乎立刻被美国和英国的机构提供了援助和款待; 因此他们的过境相对平稳“ 。然而，后来到英国和美国海岸进入战争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不同的欢迎。由于英国不断遭到袭击，伦敦等主要城市中心几乎停止了纳粹爆炸活动，一些学术界缺乏学术界的机构保护伞来过渡到他们的新土地。如果没有这种保护，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通常最初会支持自己的工作，作为园丁和洗碗机，或者如果足够强大，就像装卸工和机械师一样”。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医生，律师和工程师等专业人士都处于近乎贫困的状态，从未恢复学业。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学术环境让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专业不能很好地运输” 。关于麦卡锡时代美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假设是，所有人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红色恐慌”中受到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