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90年代之洋快餐」消费革命的兴起与现代性的想象(6)

洋快餐餐厅的此种光环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据赵杰回忆，当他在2004年离开家乡呼和浩特来到上海上大学时，曾带姥姥姥爷去肯德基“感受这种洋东西”；他的大学同学在学校外的洋快餐餐厅打工，这在其他同学看来也是一件“比较洋气”、“很体面”的事。
因此洋快餐的“洋”不仅有“舶来品”之意，更重要的是“洋气”之意。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土”和“洋”是一组对照的概念，前者往往指乡村的、粗鄙的、落后的；后者则与外国（尤其是西方）、时尚、先进有关。90后上海人汤姝文告诉界面文化，和她本人相比，她的妈妈反而更喜欢吃洋快餐，她认为这与60后或70后对所谓“洋气”的追求密切相关：“西方事物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引进中国，他们会看到西方舶来品比我们自己的东西好很多，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好洋气’。但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比我们更小一点的95后、00后其实不太有这种心态。”
这种对“洋气”的追求甚至会在潜移默化间改变中国消费者在洋快餐餐厅中的言行举止。阎云翔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94年夏天，约1/5的北京麦当劳消费者会自己端着托盘去清倒食物垃圾，其中许多是穿着时髦的年轻熟客。他们通过观察外国顾客的行为学会了在用餐后自主清理桌面，有几位受访者带着一丝显而易见的优越感告诉阎云翔，这样做让他们觉得自己比其他消费者更文明。阎云翔还发现，整体而言，中国消费者在洋快餐餐厅中更自我克制、对他人更有礼貌、说话声音更低，也更小心不要把垃圾弄到地面上。
洋快餐在“改造”中国消费者的同时也被中国消费者“消解”了其原本的意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东亚社会中，洋快餐一点都不“快”。阎云翔的研究发现，1994年秋天北京消费者在麦当劳的平均用餐时间是25分钟（高峰期）和51分钟（非高峰期），显著长于美国消费者。在美国本土，所谓快餐厅就是快速解决就餐问题的地方，但在中国它更像一个休闲中心或欢庆场所。阎云翔曾于1994年针对97名大学生做过一个调查，32%的人认为麦当劳是休闲的象征，并强调他们去那里的目的是放松；其中有33人曾在麦当劳参加过生日聚会、欢送会、期末聚会或留学庆祝仪式。
去洋快餐餐厅吃饭贵吗？1994年，一份标准麦当劳个人套餐（一个汉堡、一杯软饮和一包薯条）的定价是14元，1996年是21元；1994年北京普通工人的平均月收入在500元以下。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位年轻女工告诉阎云翔，“麦当劳很贵，一个汉堡套餐得花去我两天的工资，不过，在一个高端、时尚的餐厅里，这价格并不过分。”洋快餐餐厅的常客其实是在劳动力市场逐渐占据上游的专业人员和白领。阎云翔指出，90年代定期光顾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的往往是那些在合资或外资企业工作、收入较高的年轻人，吃洋快餐已经成为这些中国雅皮士接触外部世界、获取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