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90年代之洋快餐」消费革命的兴起与现代性的想象(9)

在美国人类学家冯文（Vanessa L. Fong）看来，90年代中国城市父母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提升独生子女们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机会，是因为后者是改革开放后家庭实现阶级向上流动的“唯一的希望”。小至个体家庭，大致整个国家，力争尽快趋近第一世界的现代化程度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最重要目标，通往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种现代化的重要符号，洋快餐更快被中国儿童接受，在部分父母眼里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信号——他们的孩子或许在长大后比自己更能在一个强调现代化、市场竞争和经济成功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儿童带着他们的父母来洋快餐餐厅品尝现代生活的味道。“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们引领长辈到了一个本土社会和跨国主义的十字路口，”美国人类学家罗立波（Eriberto P. Lozada, Jr.）写道，“促进了孩子们对中国以外世界以及他们的生活与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
”
另一个关于90年代洋快餐消费者群像的观察和女性有关。1996年，学者何宇鹏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文化中的休闲食品与饮食风俗”会议上发表了《作为女性食品的北京麦当劳》。调查显示，到中餐馆的消费者中，男性占66%；到麦当劳餐厅的成年消费者中，女性占57%。他注意到，在中餐馆中，往往是男性替女性点食物，并掌控话题。而更多女性选择麦当劳，是因为在这里所有人自选食物，由于这里禁绝烟酒，男性的话语权得以削弱。另外，当时如果女性单独在正式中餐厅就餐有可能会遭至道德和职业方面的质疑，但在麦当劳就没有这样的顾虑，她们可以怡然独处。
王程韡在《正是河豚欲上时》中援引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90年代初中国女性喜欢去麦当劳的原因和50年代英国女性喜欢去中餐馆的原因是一样的——最大限度地逃避道德非难的压力。阎云翔认为，这两个发现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共同点在于，麦当劳和中餐馆在两个社会中都是一种非正统的社会空间，“在这个‘法外之地’，当地社会流行的社会规则、人们受到规训的东西就淡薄了很多。”但在另一方面，中餐馆对英国女性来说没有社会地位提升的效应，因为它并未进入当时英国中上阶层的视野。相反，麦当劳在90年代中国的阶级属性偏向社会中上层，“中国的单身女性在90年代去麦当劳，同时也得到了男性顾客得到的那些东西，就是显示自己非常时髦，而且有这个鉴赏能力和经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