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与儒生：明清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抵制(2)

这一切激起了布衣儒生对当时知识生活的强烈反响，从而产生了下一节我们将要提及的清初汉学。与此同时，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首的一小批儒生，坚信耶稣会士的科学技术可以安邦兴国，使当时中国的知识生活起死回生。

在他们的帮助和建议下，利玛窦及其同僚于1601年抵达北京。在那里，利玛窦使用了他在其他几座城市取得成功的办法，即运用欧洲的科学知识以赢得学者们的好感。

而且，为了在言谈举止上更像儒生，他通过勤勉地学习和运用，很是谙熟儒家经典。因此，他得到朝廷的接纳，而西方科学特别是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和基督教首次相当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到1605年，北京的新教徒超过200人。潮州的传教活动深入到边远乡村。洗礼已公开举行，并具有相当仪式。入教前，新信徒或者根据教士建议的形式，或者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公开忏悔。
所有这些，种下了我们随后将要提及的著名的礼仪之争的种子，并导致了1606年传教活动的暂时倒退。1610年，利玛窦去世，但第2年朝廷又进一步认可了传教活动。这是由于利玛窦的远见。某个时间以前，他注意到历法在中国政治、农事、社会和商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敦促耶稣会选派一名天文学家来华。1606年，熊三拔来到中国。就在几年前，钦天监除了出现许多小错误外，还误报了一次日食。1611年，朝廷诏令传教士改制历法并翻译欧洲天文学著作。熊三拔在徐光启和其他中国基督教学者的监督和协作下承担了这一任务。耶稣会会士在朝廷的这一巨大进展，直接危及儒生天文学家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1616及1622年两起教案。据赖徳烈记载：
1616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教案。案件起因多少有些模糊，但主要的煽动者是与礼部有联系的一位官员。他对当时居于南京的王丰肃神父怀有特殊的仇恨，也可能嫉妒一些天主教的中国学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南京礼部禀呈皇帝，指责他们蛊惑人心……并与澳门的外国人图谋不轨。神宗下诏，押解传教士至广东，以待遣返。……
显然是由于同一具有敌意的官员的指使，1622年教案再起，传教士又被迫逃离或隐藏起来。提出的理由又是基督教徒蛊惑人心。

当这些儒生为其既得利益而战斗时，明朝军队却在朝鲜遭到手持火枪火炮的日军的小挫。

此外，阻止满族扩张的军事行动，也迫切需要先进的武器。这种时势虽仍未使朝廷解除对基督教的禁令，但中止了迫害传教的活动。1622年，著名的耶稣会士罗如望、阳玛诺和龙华民从澳门被召至北京督铸大炮。第2年，艾儒略、毕方济等人也加入其中。由于这种必要，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日益成长。例如，1620年，由22名传教士带入中国的7000多册有关天文学、历法、数学和其他方面的科学著作，交给了中“西”儒生进行翻译。这样，基督教就在儒生阶层的不断抗议和攻击下，逐渐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