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与儒生：明清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抵制(4)

不过，由于耶稣会会士在修订历法、铸造大炮、协办外交上的贡献，仍然赢得了皇族的支持。直至1706年长期酝酿的礼仪之争爆发以前，基督教一直在中国发展。
何谓礼仪之争呢？如我们前面所说，从利玛窦时起，耶稣会会士就开始有意识地使他们传教方法适应于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结果，1615年以前，除其他问题外，还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谴责敬孔祭祖的仪式，并禁止基督教徒参加此类仪式？或者把这种仪式当作并无宗教意义，至少不违反基督教信仰而加以容忍？或者，传教士还能否采取第三种立场，即一方面谴责仪式中的某些部分，同时允许基督徒参加某些经过修改的仪式，并让他们凭良知最终放弃这些仪式或对其作出进一步的修正？经过长时期的研究，利玛窦采取了温和的立场，认为敬孔祭祖仅具有世俗意义，只要帝国法律要求，基督徒可以参加。后来所有的基督会士似乎均沿袭这种立场。

但17世纪早期和中期以后，西班牙、法国其他教派的传教士开始在中国站稳脚跟。主要由于他们对耶稣会士的敌视，他们对仪式问题采取了大不相同的策略。他们攻击耶稣会士不忠于信仰和教皇。1645年，教皇颁布禁令，禁止中国基督教徒参加儒家礼仪，他们和耶稣会士之间便出现公开冲突。经过长期的对抗，耶稣会会士逐渐失势，1645年禁令一次又一次被重申。

到1706年，不仅儒生阶层，甚至康熙也忍无可忍，下令驱逐两派传教士首领颜珰和另外两人。这就为儒生阶层清除异端带来了良机。此后，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禁止措施一次次加强，规模也不断扩大。到1836年，政府彻底禁止了欧洲宗教。

与基督教的厄运一道，西方科学也在传统社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对基督教迫害的原因何在呢？许多学者认为应归因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但谁是中国文化的卫道士呢？仍是统治阶级——皇室和儒生。儒家礼仪是被用来教化人民尽忠尽孝的；儒生认为，只有忠臣才是孝子。据此，忠凌驾于孝之上。只要人民群众通过长期实践这些礼仪，坚信不疑，皇帝至高无上的威权就不会受到威胁。现在，一个外国的统治者教皇却来干预这种国家的伦理秩序，妄图以异域礼仪取代承载皇权的儒家礼仪，自然皇室尤其是皇帝们会改变直到17世纪末由于传教士的可资利用而支持他们的初衷，并决定与之斗争。
再者，作为儒家礼仪的最终权威的儒生阶层，它的大量声望源于只有它的成员熟谙这些礼仪；只要群众相信并遵从这些礼仪，儒生阶层就能永葆最高权威的声望。如今，传教士不想让中国人民遵从这些礼仪，我们不难设想，这对儒生阶层、尤其是礼部官员意味着什么。这便是1637年福建儒生巡抚施邦耀发布下面告示的动机之所在。现摘录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