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与儒生：明清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抵制(5)

自利玛特［窦］一人航海而来，阐扬其说，中国之人，转相慕悦，莫觉其非。本道细阅其书，大概以遵从天主为见道，以天堂地狱为指归；人世皆其唾弃，独有天主为至尊，亲死不事哭泣之哀，亲葬不修追远之节。此正《孟子》所谓无父无君，人道而禽兽者也。……
然其巧辞深辩，足新好异之所闻。细小技能，又能动小民之嗜好。于是穷乡僻壤，建祠立馆。青衿儒生，投诚礼拜。坚信其所是而不可移易。如生员吴伯溢，以缙绅之后，甘作化外之徒。
黄尚爱等，山野匹夫，妄为护法之众。本道廷问尚爱等，所以入教之故，则云：“中国自仲尼之后，人不能学仲尼；天主入中国，劝人为善，使人人学仲尼耳。”夫仲尼教人慎终追远，又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宁有亲死不哀，亲葬不奠，而可称为仲尼之教者乎？……
最可怪者，方具详闻，而生员黄大成、郭邦雍，忿忿不平，直赴本道，为夷人护法。极口称人间追远祭祀为虚文，惟天主为真实。……
此等情状，似不普天下而入夷教不已者！

这正是儒生们惊惧之所在。如果中国人都成了基督徒而把儒家礼仪看作虚伪的形式，转而信奉天主，则儒生阶层的声望、权威以及政治经济特权都将一去不复返。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上述1706和1836年间的禁止基督教活动。但与此同时，以英帝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企图日益加强。面临工业革命引发的欧洲扩张，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再也不能维持了。鸦片战争（1839—1842）、与英法的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4—1885）、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1900）等5次战争，以不断加剧的苦痛向中国人民证实了这一真理。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儒生认识到，必须深刻变革中国文化以应付这一危机，但整个儒生阶层却不肯放弃其既得利益。赖德烈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这一点。
多少年来，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已意识到：经过19世纪机器和工业革命的欧美列强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中华帝国不仅能从侵略者那儿学到许多东西，而且要遏制西方列强，就得向他们学习。例如，容闳便曾说服政府派遣一批留学生赴美，杰出的总督李鸿章和张之洞曾利用西方学术和设备，还有少数西方学科被谨慎地引入中国文官考试科目。偶尔也有些激进分子鼓吹更广泛的改革，他们往往被政府侧目而视。可是，就整个国家而言，仍然走着一条由积习难改的读书人阶层引导的老路。有时，这个阶层也受到外国人刺激，但仍然高度相信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漠视外面世界发生的事物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