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与儒生：明清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抵制(3)

崇祯皇帝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庇护者。他在位的17年（1627—1644）中，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挽救面临崩溃的经济情况，先后撤换了50多位宰臣。继位伊始，他便召回因支持耶稣会士而遭儒生阶层攻击致仕的徐光启。对他陈述的训练军队、改善政府财政管理以及修订历法的主张，崇祯帝深信不疑。4年后，徐光启晋升宰辅，但在第2年像王安石晚年一样，郁郁而终。徐光启死后，儒生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极力反对传教士和崇祯皇帝。由于他们盘剥过甚，民众忍无可忍，乃揭竿而起。据记载，为了报复，起义军两位最强大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嗜杀士人。张献忠甚至曾一度在他所辖地区佯装举行科举考试，杀掉了所有应考的儒生。
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在孤立无助的心境中自尽。随后清入关，取代明朝，有如探囊取物。虽然自1644年起清就已定都北京，但直至1662年晚明余烬才在南方熄灭。
在这些岁月里，传教士的处境如何呢？赖德烈的记载如下：
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传教活动蒙难是意料之中的事。可说来奇怪，它们竟壮大起来。……
在此争夺的岁月里，基督教不仅在敌对的皇室宫廷中有所进展，而且已遍及许多省。……可以肯定地说……教堂迅速增多，而长江下游和北京则是其根据地。有一种估计认为，1627年基督教徒人数为13000，遍布江西、浙江、江南、山东、山西、陕西和直隶，并且说又过10年，教徒人数已增至40000。另一估计认为，1617年教徒人数为13000，1650年增至150000，到1664年增至254980。还有一个估计说，除云南、贵州以外，明末传教活动遍及各省，1663年，全国基督教徒为109900人。
在这些年代里，不光是基督教，西方科学技术也得到发展。顺治2年，朝廷采用了传教士修订的新历。康熙年间，钦天监制造和使用了各种新式的天文观测仪器。而且，中国境内的平定，部分地、也许大大地是由于耶稣会士南怀仁大规模地督铸大炮。
这都是些巨大的变革。

这些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儒生阶层一盘散沙，孱弱无能。随着时光的流逝，由于和平的重建，科举制的实施，儒生阶层的实力得到迅速地恢复。1691年，儒生们通过浙江省开始了压制基督教徒活动，除1所外，关闭了所有该省教堂。

康熙并非不友好，但礼部的那些人，可能由于儒家学者的保守特性，却积极地反对异域信仰，鼓吹更大的限制而不是更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