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贫民窟：非原罪，亦非浪漫(6)

显然，不应过度美化达拉维这样的贫民窟，更不能有过于浪漫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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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二元对立
一些学者指出，贫民窟的形成和蔓延，已使孟买成为世界上最具矛盾性的城市经济体：富丽堂皇的商业中心、超级财富“对比”难以言表的贫困、肮脏、疾病，快速增长的全球经济活动“对比”强烈的社会空间不平等，迅猛扩张的建成区域“对比”几乎完全缺失的城市化治理机制……
然而，贫民窟的非正式经济和正式经济之间，通过供应链、外包、次级合同等形成有效整合，以及政府对贫民窟及时必要的公共服务供给，说明这种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观有着难以解释之处。由此，有必要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贫民窟的未来演变。
固然，贫民窟的产生源于特定的土地制度、城市开发制度和快速城市化融合的结果，但这里更需深度思考的是印度城市化的道路和模式。正是城市化的道路和模式，最终决定了贫民窟可能的治理路径。

历史上，城市化都是工业化拉动的。工业化推动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当然也产生了污染、疾病、交通堵塞等城市病。然而，自1991年印度自由化改革后，印度的城市化已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体系。
作为曾经的殖民地，印度在从全球化获取资源时，自身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锁定”——产业结构日益高端化，带来的就业机会难以和工业化时期相匹敌。
全球化要求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城市无论功能还是格局都只能作出响应。一方面，城市化不再受到国内余粮率影响，孟买等核心城市容纳人口的能力大幅提升，谷物贸易突破了国内余粮率对城市化的限制；
另一方面，出于融入世界生产和贸易网络的需要，孟买积极发展金融、航运、商业服务、通信，建立了新的中央商务区（Bandra Kurla Complex），使服务业产值约占城市GDP的80%，这一比例甚至高于纽约、伦敦等经典的全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