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新作《林中老宝贝》：让石头说话(5)

与死者协商，让石头说话
写到此处，容我再折返，略微谈一谈这部小说集里最受关注的一篇《采访死者》（TheDeadInterview）——阿特伍德通过灵媒“采访”了乔治·奥威尔。
特别要指出一点，死于1950年的奥威尔，对于生于1939年的长寿的阿特伍德而言，其实曾经算得上“当代”作家。他的《动物庄园》发表于1945年。3年后，9岁的阿特伍德读到了它，深深为之吸引，对“公正”主题的兴趣随即贯穿了她的一生。“奥威尔，在我人生的后半段开始后，成为我的直接榜样。”阿特伍德曾在文章中如此感叹道。在1984年，她开始写作《使女的故事》，是对奥威尔的致敬，某些程度上也是超越。简而言之，奥威尔可以称得上是她的文学“引路人”，近似于文学“偶像”。虽然阿特伍德说当别人用“偶像”这个词称呼她时，简直是让她毛骨悚然。
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采访。她没有像《巴黎评论》那些专门采访名作家们的有些恼人的美国记者一样，抓住宝贵的时机喋喋不休地引导出“金句”、追问各种琐碎的细节。其实，奥威尔饶有兴趣地问她的现在、他的未来发生的事情，才是这次采访的重头戏。站在“谈古”的立场上，阿特伍德得以一次性地将自己对于“论今”的兴致淋漓地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于“取消文化”是如何重演奥威尔所处历史的。我猜想，这多半也是出于一种寂寞。年轻的记者们总是坚持不懈地追着她问“女性写作”这样空洞而带预设的问题，她索性自己采访自己，把大家希望她表态的事情和她真正关心的事情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不祈求有人能真正读懂——但同样聪明、透彻、坦诚，以身供奉文学的“引路人”奥威尔一定能懂。所以，她索性在形式上直接“跨服”，找到奥威尔聊一聊了。
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她的这种形式的野望追溯到更久前。在阿特伍德出版于21年前的评论集《与死者协商》中，她认为，所有的写作,都是“与死者协商”，冒险往地府一游，将那些伟大的头脑带回人世。“所有的作家都向死者学习。只要你继续写作,就会继续探索前辈作家的作品,也会感觉被他们评判,感觉必须向他们负责。”而停留在现世辛勤写作的作家本人，将这些过去的声音和自己的声音，刻于石头之上。当终于和合适的读者相逢，这些默默风存的石头，便会如同神迹一般，缓缓开口说话，让所有声音复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