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交响曲

“英雄”交响曲

1802年至1803年，贝多芬的人生走到了顶点，除了荣耀与曾经的辉煌，也伴随着生活中的危机和转折。他那封感人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1802年11月）就是最好的证据，当时耳疾已经不期而至，最终难逃失聪是已知的宿命。后世大量资料佐证，那个时候贝多芬的艺术理念也在改变。学生车尼尔回忆，“大约在1803年，他对朋友小提琴家克鲁姆费尔茨说：‘到此为止，我写出的东西都差强人意，从现在开始要另辟蹊径。’”更早些（1802年11月）,他对出版商描述《钢琴变奏曲》op.34和随后的交响曲op.35“采用一种全新方式创作而成”。当然，《第三交响曲》的终曲乐章——被后世称作《英雄变奏曲》的作品op.35，它就像一册写完的日记本，合上最后一页与曾经的自己告别——是完全独立的。瓦格纳描述这个主题是“最初的曲调”。的确如此，它具有潜在的基本主题模型的特质，从而成为《“英雄”交响曲》终曲乐章大幅度交响性发展的基础；
同时它是一种回归，是向贝多芬曾经采用过的舞曲（contredanse)呼应。在芭蕾舞剧配乐《普罗米修斯的子民》（op.43,1800-1801年）中，舞曲也出现于最后一个乐章。事实上《“英雄”交响曲》终章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化的、普罗米修斯般的舞曲乐章。
贝多芬通过整部《“英雄”交响曲》昭告世人，自己正在探索新的领域。在那里充满崇高、雄浑，如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一样，诸如《克鲁采奏鸣曲》（op.47)、《华尔斯坦奏鸣曲》（op.53)、《热情奏鸣曲》（op.57)以及《拉祖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op.59)等，都与《“英雄”交响曲》呼应着。《第三交响曲》（1806年）最初版本的全称是“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个伟人而作”。在1803年，贝多芬就完成了这部交响曲的主体部分，当时打算命名为“波拿巴”。在那个年代，拿破仑无疑是时代风云人物，他与黑格尔和歌德一起是伟大人格的化身，注定要引领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世俗世界里要实现法国大革命的理想……1804年4月，身在维也纳的贝多芬获悉拿破仑称帝的消息，他怒发冲冠，涂掉拿破仑的名字，指责他“不过一个凡夫俗子，如今就是一个践踏一切人权的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