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许倬云先生二三事｜百家故事(7)

其中有的学者甚至与许先生素未谋面。当时，我有一些担心，这些访谈者是否能够中肯地谈论许倬云。但很快，我发现，这几乎是文章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些青年学者的讲述，构成的并不是对许倬云的评价，而是许倬云叙事的一部分。
对于这些青年学者，只要有人愿意向他求教，他就愿意教。坐在电脑前，许倬云用邮件与他们保持联系，谈论的话题永远是治学与家国命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葛岩是许倬云在上世纪80年代带的博士生，他在回忆老师的文章中提到老师给他写的邮件：「为了做一日和尚，总得尽一日钟的责任，因此来者不拒，有人愿意听，我就尽力交流。毕竟，我们都是知识链的一个环节，这一长链，不能在我手上断线——葛岩，希望你也记得如此做。」
那天深夜和葛岩教授结束通话后，我知道这封邮件将是我文章的结尾。当我要写许倬云这样一个真正重要的学者时，我在写的是什么？我想「不能断线」是最好的答案。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也是许倬云先生常常谈话的朋友。当时王德威教授人在台北，我和他通视频时，中途被电话打断，挂了电话后，他笑着说：「你刚才不能想象谁打电话给我，是齐邦媛教授。」
我也曾是被《巨流河》深深打动的读者之一，尤其是这样意外地得知，出生在1924年、已经年近百岁的齐邦媛教授状态很好，当时有一种奇妙的安慰。
春节过后，我开始写作这篇稿件，通读30万字的采访速记，再重新翻看我已经标记过的许倬云的书稿。给所有材料归类、分堆，梳理文章的结构，重新使自己回到访谈的情境中，回想最打动自己的细节。
我的编辑金桐老师提醒我，不要仰望，即使是对真正了不起的学者大家，也要做到平视、与之共情，我渐渐找到叙述的语调，一种平缓、庄重但不疏离的调子。写作的那几天，我在房间里足不出户，北京刚好下雪了，望着那个出不去的白色世界，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即使已经是我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写作对我来说仍然是非常痛苦且苦难的事。
文章发布时，恰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世界更像一个漩涡了，我看到许多读者再次从他的身上获得一些前进的力量。但于我而言，奖赏在完成这篇稿件的时候就已经到来了。我读了书，见了人，也在写作的过程中再次整理自己——世界是不确定的，但我有我所相信的。后来我总是回想起许先生在演讲中所说的那段话，「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愿意做傻瓜，承担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