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大玩偶》：台湾电影“新浪潮”与乡土文学(2)

《儿子的大玩偶》的故事中，小镇的无业青年坤树，将自己化妆成小丑（“三明治人”），毛遂自荐为戏院做宣传。作为一个底层父亲，收敛了大男子主义与家长的架子，放弃了尊严与体面，任由亲戚鄙视、行人愚弄戏耍，却仍要忍受妻儿的不理解。
当他终于凭借努力辛劳获取了登三轮车的机会，无需以小丑之姿示人，却发现儿子只熟悉昔日“小丑”模样的父亲，对父亲的本来面目感到陌生而号啕大哭。为了取悦心爱的儿子，父亲只得化妆回小丑，心甘情愿做“儿子的大玩偶”。

如果仅仅将这种笑中带泪的草根家庭生产奋斗史，视作父辈的哀歌，那无疑是不够深入的；看似诙谐幽默、充满谐谑感，背后却是无尽凄凉。
从叙事主体的身份上来看，父亲的遭遇更像是无数“底层人”与“边缘人”充满血泪辛酸生活记忆的浓缩，他们没有权势、地位，没有教育与一技之长，唯有通过放低姿态、践踏尊严，用屈辱与卑微换取生存空间与社会资源。他们忍受着尊严被践踏的屈辱与苦痛，忍受着被愚弄嘲讽的憋屈与愤懑，用草根般的顽强与坚韧、诚挚与拙朴，书写着自己的生命光辉与尊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