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大玩偶》：台湾电影“新浪潮”与乡土文学(5)

当一家多口吃着上校赠予的“贵过白米”的红苹果而乐此不疲时，却倍感心酸。夹缝中谋求生存、贫苦卑微中希冀幸福，是这一家生存境遇的写照。导演还运用了忠实于现实的语言隔阂来彰显一种更深远的社会阶层的差异：
格雷上校——英语——西方殖民者；警察——国语——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公教”人员与泛精英群体；江阿发家庭——闽南话——纯粹的靠出卖劳力生存的底层人。

彼此之间，他们无法做到直接交流，常常鸡同鸭讲；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其掌握的话语权力、社会资源与物质财富，是丝毫不对等的。
当讲着闽南话的底层夫妇，以受害者的身份竭尽全力地对施害者（讲英语的格雷上校）用并不标准的“国语”讲出“对不起”，这种矛盾性与悲剧性被刻画到了极致。
最后，“因祸得福”的一家人，在格雷上校的“补偿”下，生活的更加体面与富足。

工业文明影响下“转型期”的群体性精神困境
台湾新电影之所以与乡土文学息息相关，本质上，文学潮流、艺术发展规律的背后，都折射出当下时代群体普遍的精神状态。
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是冰冷魔幻的伦敦；在好莱坞的西部片中，是在现代法治与文明枷锁下，消失匿迹的英雄神话。
乡土世界到现代文明的转型，对于台湾电影人而言，又融合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叩问、对历史文化的追根溯源、对自我身份价值的寻找。
而这一切，最终没有一种刻意、一厢情愿的论调，去试图代替每一个个体生命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