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九七”前后的香港危机意识，在极盛状态的香港电影中凸显出来(2)

化装舞会：秩序与反秩序的“个人”
一个极具意识形态症候性的标志在于，八九十年代之交，最引人注目的香港古装武侠片的被述时间经常集中在明末或清末（民初），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将溃未溃之际。对明末这一历史年代的偏爱无疑有着新派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小说的出处；同时，尽管同为一度鼎盛的中华封建帝国的崩溃之时，但不仅清王朝作为最后的封建王朝有悖于现代性话语所寄身的常识逻辑，而且极为微妙的，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其作为皇权正统的象征便远不如明王朝那般的“合法”、准确。
作为历史的现代讲述的、不无裂隙的惯例之一，被述历史年代中的“皇权正统”间或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象征。尽管在中国现代性的话语逻辑内部，这无疑是一种谬误、一份荒诞，但它在大众文化的实践逻辑之中，却是一份尽管纷繁多变，却是写者、观者会心了悟的有效叙述方式。如果我们以香港与内地第一部合拍片《少林寺》（1983）中的盛唐背景为参照，明末、清末（民初）背景的替换便显得意味深长。

电影《少林寺》海报
以明末——一个皇权旁落、内忧外患的年代作为影片的被述年代，为类似的影片提供了一个有趣且多义的历史坐标。影片故事情景中的敌手，常常是“挟天子以令群臣”的宦官乱党、谋权篡位的“邪教妖孽”或试图问鼎中原的异族势力，于是主人公的挺身抗暴，便成就着维护皇权正统、光复主流秩序的意义；但是，当这一王朝或正统的没落作为影片未曾说出却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而正统之象征却通常成为影片中的视觉缺席的时候，主人公的行为便事实上成为与正统、秩序和权力的对抗。
而当清末成了影片的被述年代，则清王朝作为暧昧（少数民族统治了汉民族）的皇权正统，便在革命党（驱除鞑虏、光复中华）、洋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江湖道义之间，形成了一个更为繁复的秩序／反秩序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