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12)

图1 作为“社会-物质实践”的传播与城市系统
在这个框架中：(1)某物的物质性意味着它如何与具体的社会互动相关联，有三种类别的物可以对社会互动产生影响；(2)进而，物的“能动性”(“制造差异”)与人的“意图性”在作为“社会-物质实践”的传播活动中交织；(3)传播的话语性和物质性交织的空间——“能动性交集”会构建出城市中诸如权力关系、社会流动、认同等子系统；(4)每一个子系统又发挥着分别“塑造”城市中物的和人的作用，子系统和传播最终相互形塑，共同构筑成整个城市系统。如此一来，作为“社会-物质实践”的传播就与城市的“建构”密不可分。例如有研究者指出，1990年代以来上海犹太难民空间的“记忆认同”是通过一个广泛的行动者网络搭建而成，其中既存在着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人类行动者，也存在着“承载难民记忆的会堂、旧居、生活用品，以及犹太人的习俗、圣物、大屠杀纪念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等各种非人类行动者，双方共同塑造了作为新时代城市文化遗产的都市空间。
其中每一位行动者都“并未被束缚在静态、僵化的角色期待中”，而是以自身的能动性介入到该记忆空间的建构活动之中——甚至存在着持有异议的行动者对当前既有网络的破坏(52)。这样一种“能动性交集”的空间即是传播活动发生的地方，因而传播也就超出了维持城市结构的“功能性地位”，而成为构建城市生活的基础力量(53)。
最后，我们也可以回到开篇提及的城市的物质建构问题：物质性这一视角使我们能够超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式建构主义阐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并非完全“被社会性地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而是“被招募进由身体、物质材料、技术、物、自然和人类共同形成的网络之中”(54)，而这一切都恰恰是在传播活动中得以实现。
作为“传播与城市变迁-媒介的视野”学术工作坊第一期学员的研究成果，本文感谢黄旦教授、孙玮教授、陆晔教授、郭中实教授、吴玫教授的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