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11)

晚近几年，将物质性与社会建构相结合的路向陆续出现在不同传播学者的研究之中，这也带来对这一视角的不同术语指称，例如“物质主义现象学”(material phenomenology)(45)、“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46)。有学者指出，传播的话语性(社会性)与物质性的分野历来是一种“人为的选择”，在以美国功能主义为代表的传播学奠基人有意识的重文本、轻物质的学科本体论基础上，传播学被片面地理解为一种关注“文本中心主义的”学科，并且这一路径成为当前学界的主流取向。物质性这一概念恰恰有助于扭转当前学科对于话语性过度关注的问题(47)。但是我们也应进一步追问：话语性与物质性的分离本身是如何可能的?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研究业已表明，不存在一种绝对中立的、镜像式的反映外部现实的“话语”，相反，任何话语本质上都是“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都包含着特定的“物质性力量”：
话语实践事实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物质境况(a socio-historical material condition)，它生产出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知识及其实践(48)。因此对于传播研究来说，强调“物质性”并不是要求我们抛弃“话语性”——这两者的分离只是一种人为的盲点；相反，我们应当尝试提出一种整合分析的可能性。
那么如何将城市传播中的话语性与物质性“整合分析”?我们可以在这里借鉴组织传播领域中同样关注物质性的“蒙特利尔学派”(The Montréal School)(49)的成果，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该学派的研究领域为“组织的传播创制”(the Communicative Constitution of Organization)，强调传播活动在构型组织系统中的“创制性力量”(constituent power)，即整个组织系统不仅是传播发生的条件，也是传播活动的结果(“组织在传播中而存在”)。借鉴ANT，“能动性”(agency)被理解为分析传播的核心概念，用科亨的话来说，传播是“能动性的交集”(plenum of agencies)的空间，期间包含人、文本、科技物、建筑、自然条件、设施的一切行动者汇聚在传播空间之中从而共同构建组织系统(50)。
如果我们将城市传播理解为一种“社会-物质实践”，那么实践的具体发生空间恰恰就是“能动性的交集”——城市中的“物”与“人”广泛地通过实践相交织，而这又成为构筑城市系统的创制性力量。基于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尝试提出以下整合分析框架(图1)(51)：